大约在三年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问他的朋友兼同事琼·克洛斯——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的执行理事——他是否看过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写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这一宪章塑造了战后几十年欧洲和美国的城市设计，包括92条城市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并认为只有实践这些原则，城市才能高效运转。克洛斯的确看过这本书，但是当做一本小说看的。

《雅典宪章》为世界上所有的城市提出了一个标准化公式，但却不管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当地文化。它想要简化城市运转的方式，而不是宣传一种更复杂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柯布西耶的被认为是毁灭了社区和街头生活的罪魁祸首，但《雅典宪章》对城市设计的影响依然强大，从封闭社区的滋长到“汽车中心主义”的城市街道，《雅典宪章》的遗产在现代城市中随处可见。

在那次谈话后，关于《雅典宪章》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桑内特和克洛斯，他们决定再一次在伦敦会面。这一次，参与者还多了桑内特的妻子、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城市研究教授瑞奇·伯德特（Ricky Burdett）。他们一致认为，是时候重写一本新的《雅典宪章》了，柯布西耶的错误需要被纠正，更重要的是，一种更为灵活的城市设计理念需要被提出，尤其是针对那些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过分拥挤的超级城市。

此后的两年，桑内特、萨森和伯德特邀请来自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一起召开工作坊，在谈论中，他们不断地回到《雅典宪章》，“我们在《雅典宪章》的框架内站看对话，并在对话的过程中，推翻了一些既有的框架”，桑内特对《纽约客》的记者说，“我们的批判是很公平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它是一个错误的乌托邦。”

2016年10月17日到23日，在厄瓜多尔城市基多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人居大会上，桑内特、萨森和伯德特共同提出了一份全新的城市发展纲领——《基多宣言》。宣言指出，有三股主要力量在塑造着今天的城市发展：气候变化、大数据和非正规性（即城市栖居者工作和生活的临时、偶然的空间），城市规划者需要设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多的公众参与的城市，来应对这三股力量。

会议结束之后，桑内特和萨森这对学术伉俪又计划到全球各大城市介绍和宣传《基多宣言》，不久前，他们来到了北京，和中国建筑师、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张永和，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一起进行了一场关于城市未来的对话。

桑内特：开放城市是多孔的、未完成的、共时的

理查德·桑内特

在桑内特看来，《基多宣言》和《雅典宪章》所思考的问题是相同的，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雅典宪章》给出的答案是通过提高效率，也就是说，一个功能性的城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然而，在《雅典宪章》诞生之后的七八十年，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公平正义的目标消失了，但是对效率的追求依然存在，城市变成了单纯体现效率的场所，为了提高效率划分的各个功能区正在切割城市的空间和人口。因此，桑内特认为，是时候开启一轮新的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了。

对于桑内特来说，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就是把城市变得更加开放，开放城市是《基多宣言》的一个基本主旨。它有三大特质：首先，开放的城市应该是多孔性的（porous）、可渗透的，也就是说，城市的功能区不应该是孤立和僵死的。比如商业区里面可以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这样就可以让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融为一体，让穷人和富人一起交流互动。

其次，开放的城市应该始终是未完成的（incomplete），可以不断适应、发展和改进的。比如，位于阿布扎比的马斯塔尔城（Masdar City）就是一个反例，它是一座以高科技著称的城市，包括停车位、排水系统和太阳能系统的设计，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但是当它在2010年建成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当有更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它就很难升级换代。在一个开放的城市当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些已经完成的工程，以便随时适应新的情况，接纳新的元素。

最后，开放的城市是具有共时性（synchronicity）的。一座封闭的城市往往在规划之初就清晰地界定了它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将在什么时候被使用；而一个开放的城市意味着城市的多种功能可以相互混用，它们非常复杂，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边界。

萨森：为弱势群体建立更宜居的城市，是城市设计者的首要任务

萨斯基亚·萨森

《全球都市》的作者萨森在发言中另辟蹊径，从乡村谈起。她首先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根据过去十年的数据，全球大概每年有三百万到四百万的人口处于被驱逐的状态，可能是由于污染、采矿、种植园的扩张、跨国公司的土地并购或者房地产的开发。

对于这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城市成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于是很多城市都出现的贫民窟和高楼大厦的怪异并置，而二者之间的鲜明对照，也让这种并置显得尤为讽刺。“这些高密度的城市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这些极端的城市形态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空间、对房子的需求究竟有多大。有的人甚至在船上生活，他们并不是喜欢住在那里，只是别无选择，总不能住在沙漠中吧？ 于是如何为弱势群体建立一个更加宜居的城市，就成了城市设计者们的首要任务。”

萨森还提到她正在主导做一个大型研究项目，这是一个对全球100个城市中的土地购买行为的跨国对比调查。在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投资者争相购买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建筑物，但实际上，这些建筑的利用率是非常低的，它们的登记使用者中很多都是空壳公司，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升值的。这导致了城市中心的闭合，它不再能开放给普通市民使用，而成了特权阶层进行资本游戏的场所。

在演讲的最后，萨森指出了城市发展中的两对矛盾，其一，城市中绝大部分的居民是穷人，然而城市本身却在由富人管理；其二，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城市中的社区也在变得越来越封闭。在萨森看来，城市本来就应该包含富人和穷人的，一个现实中的城市不可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也不是城市应有的功能。但是，一个良心运转的城市应该包含一种都市伦理，一方面可以吸纳任何一个城市都要面对的不平等问题，另一方法，又能够使一种不依赖绝对平等的社会正义成为可能。这是城市规划者们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张永和：中国城市的未来是用低层高密度取代高层低密度

张永和

建筑师张永和的发言主要针对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问题。他首先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的另一面则意味着城市的去人性化，例如，机动车取代了自行车，过去的北京非常适合骑车，虽然现在在一些创业公司的推动下，自行车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但是人们却尴尬地发现，城市中不再有适合骑行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去人性化”，它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得非常不健康。

其次，很多城市都在以城市化之名去推广政绩，这是一种滥用职权。尤其是在一些城乡结合部，面子工程非常受欢迎，政府用空旷无用的广场取代了真正有益的公共空间，导致我们经常以城市化之名丧失了宜居的真正内涵。

第三，城市的楼房越盖越高，高层建筑被视为城市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但高密度的背后是很多空房子，很多鬼城。今天我们有很多建筑的密度达标了，但是它却失去了城市的风格，更没有中国特色。

最后的问题也非常有中国特色，那就是很多中国大城市的环路，环路代表着城市的无限扩张。这种无限扩张并不会让城市变得更加宜居，城市每天的平均通勤时间是一小时十分钟，如此长的通勤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屏除了城市的社交功能。

针对这些现状，张永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用低层高密度取代高层低密度。首先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有横向发展的传统；其次，这种低层高密度的建筑会保持城市的活力，或者“城市性”。

石楠：规划不仅是权力，更是权利

石楠

石楠首先介绍了中国语境下“规划”的官方定义：规划是一种综合的安排，一种具体的安排，也是一种实时的管理。将这一定义与国际上的标准定义做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中国的定义里面，缺乏普通市民的参与，“我们更多讲的是决策，规划的主要目的是增长，虽然我们现在讲要又好又快的发展，不能牺牲环境，不能带来社会的不公平，但是发展总是硬道理。”

在石楠看来，规划本身是一种公共服务，是一个产品，既然是一个产品就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从供给方来讲，规划的初衷是为了公平正义，社会责任，城市的未来，公共利益等等，但现实生活中，规划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些。政府想要获得一个很好的城市形象，市长想要一个很好的项目，企业想要很快获得市场的赢利，居民首先要解决的是改善生活，而从事城市规划的设计师，首先要的是合同，因为我们要供房贷、车贷，要养育子女，然后才能考虑老师教我们所谓技术的合理、经济的可行、政治的正确，以及未来城市的整个大目标。”因此，在现实中，规划的很多基础需求把终极需求替代了。

此外，设计公司只能提供技术产品，一旦规划进入审批程序，就完全依靠政府决策了。政府的规划师首先考虑的不是技术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是否满足审美情趣，是否遵循了科学与艺术的原则，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市长、一个决策者，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干成，钱从哪来，投资怎么回收，政府能不能通过这个项目给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或者环境的改善等等，所以它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规律，效率优先。

除了效率之外，政治因素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政治家、官员和规划师在做规划，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技术人员似乎顾不上来参与决策，忙着进行市场行为，更多的是时候，是资本和政治力量在主导着我们的城市空间。而今技术人员又回来了，同时非常重要的增加了市民，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了城市意识、规划意识，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参与进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为城市的未来说点话。

石楠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包容性已经开始成为很多规划师关注和考虑的基本价值观，问题是如何处理规划师和老百姓对话中经常发生的一种错位。规划师的想法是很宏观的、综合的，自上而下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城市，从每一个城市的个体，尤其是那些中低收入或者外来的农民工等等，从他们的需求来看。这样一来，最重要的关切可能就变成了城市能不能给大家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

在石楠看来，传统的建筑学非常强调空间，强调技艺的传承和知识的积累，但是今天可能更多地需要一些价值的传递和共享，因此规划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分享的过程，它不仅是权力，更是权利。城市本身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开放的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而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是建立开放城市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