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征地、农地入市

给定转型中国“公权力”之现状，我认为，被华生严词批判的“指望借助私权利的逐利动机去替代公权力的作用，用土地开发的自由市场竞争去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倒不失为一个现实选项。道理简单：在公权力远没有得到有效约束——权力老虎尚未被关入法治笼子——之前，除非万不得已，以任何名目加重公权力之责，后果只能是继续喂笼外之虎，令其更壮，也更难被关进笼子。这里加上“除非万不得已”，是因为转型社会涉及国防、反恐、治安、防疫及其他公共安全事务，不靠国家权力会天下大乱，惟一面强化权力、一面严查权力人物假公济私、拥权自肥。

经济事务有很大不同。谢天谢地，人类经验里有一个“市场经济”，可以在最少依赖“公权力”的前提下，组织供求，改善生活，繁荣经济。对前苏联和改革前中国那样“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计划经济，经验更证明，通过放权、缩权、减权——一概指弱化经济生活中的公权——市场化改革能激发出社会活力，让原先走入死胡同的经济，重见天日。华生略带贬义所说的“借助私权利的逐利动机去替代公权力的作用”，恰恰是“市场”这类中用不中听的制度安排，得以运转起来的一个基础。这也给中国改革提供机会，在约束公权力方面尚未全面见效时，多少也能推进经改。

话说回来，市场运转可以最少依赖公权力，但做不到完全不要公权力。这也是市场化改革最难对付的危险。在逻辑上，市场之基是产权，而产权界定又离不开公权力提供的必要服务。麻烦来了：改制离不开公权力介入，但监督不足的公权力往往又可以在改革中搞歪门邪道。我们在成都看了几年，对当地还权赋能、以确权为前提逐步开放农地农房流转的经验，以为值得肯定。不过我们的研究报告，修订到最后还是加上一点：谨防公权力在确权、流转中胡来，让改革背黑锅。因此，改革进程中的权力监督很重要，特别要避免一哄而上、刮风搞“改革的大跃进”。现在看，当真拉下脸来反腐，才可以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同样面对“公权悖论”：恰恰是超强的公权未得到有效约束，才形成“政府一手征、一手卖”的半拉子改革工程。拖延至今，1988宪法修正案定下来的准则一直得不到贯彻，“土地财政”畸变为“地方债务”（其实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地方负债财政”，是“土地负财政”），本义“人的城市化”畸变为“土地城镇化”，让国家机器陷入与民争利的泥潭，土地腐败查不胜查。在这些现实情况下，治本之策当然是把权力老虎关入法治笼子。在这点没有做到之前，至少在政策和策略取向上，断不可再扩大公权力配置土地的作用。我的理解，“收缩征地规模、扩大农地入市”，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取向——算不上最优，总比喂笼外虎要对头。

华生把“收缩征地、农地入市”批个半死，他自己的主张又是什么呢？读来读去，他无非主张绝不要触动现存“政府征地＋卖地”的制度，仅建言政府从近郊和农村农村征得的土地中拿出一块，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带社会保障含义的住宅，以此实现“人的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