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史，就是一部恢宏的城市蝶变史。早在上世纪初，为商埠兴盛，上海老城厢拆除城墙，打通城和厢的公共空间，为我国近现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样式；上世纪30 年代初，在上海城市总规《大上海计划》绘制中，提出“释放浦江岸线留作市民公有之途”，并且规划了由一组公园绿地组成的环中心绿带，迄今还在公共空间规划布局中起作用。

这种开放共享的城市精神延绵至今：“一江一河”滨水空间贯通、越来越多的公园打开围墙实施24小时开放……上海已把推动更多城市公共空间开放共享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坚持把更好资源留给人民，赋予人民城市更多内涵。

如何做好公共空间开放共享的下半篇文章？围绕这一专题，上海市政府参事成立课题组实地调研。“空间上的‘藩篱’要打开，认识上的‘藩篱’首先要打开。”参事们认为，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打破思想“藩篱”，结合城市更新，深挖城市第二立面、开发后街背巷，促进公共空间更有效开放，释放出更多公共空间资源。

从形态开放向功能开放拓展

“过去对城市公共空间，主要是按形态和场景划分。从未来趋势看，人们对公共空间已不简单满足于走马观花，应按功能进行内涵深化和外延。”参事们在调研中发现，城市公共空间正从形态开放向功能开放拓展深化，业已形成五大功能型空间板块，即社区型、生态型、文化型、消费型和科创型公共空间，将来可能还会孕育出第六大功能型板块——AI 空间。

“当前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对成功案例进行复制推广，变盆景为风景。”赵卫星建议，把五大功能性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打造，形成上海新优势。在社区型板块上，可以把“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和“完整社区”更好融合。将公共空间与居民生活紧密结合，实现公共空间的共享和社区的凝聚力，这是城市公共空间开放共享和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双向发力的工作领域。

在生态型板块上，长宁区“生境花园”样本值得推广。目前，该实践样本已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名单，参事建议可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进行推广，既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又为城市居民丰富休憩空间，并促进市民与自然的互动。

在文化型板块上，徐汇区“音乐街区”空间融合模式富有特色。根据辖区特色资源禀赋，整合音乐机构、音乐空间和历史建筑，打开围墙，开放沿街空间，推出音乐街区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

在消费型板块上，长寿路“鸿寿坊”共享空间范式值得借鉴。通过办公楼宇和商业业态结合，形成“万物皆可市集”的空间和新型的社交方式，打造美食+社交+娱乐+文化的消费新场景，“这种‘尺度宜人、功能混合、慢性主导、特色多样’的开放式街区模式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赵卫星说。

在科创型板块上，可以推广长宁区硅巷城市更新与公共空间开放共享的经验。参事们建议，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多个具有科创策源功能的城市街区，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培育城市活力单元。

能否率先释放出私域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城市的舞台，是城市的客厅，是供城市呼吸的肺，它为城市带来了活力和色彩，为城市生活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目前，上海正推动更多社会资源向公众开放共享，比如大力推动单位附属空间、绿地对社会开放。至2023 年底，全市已开放单位附属绿地 86 个，面积 64.8 万平方米。上海展览中心、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开放共享就是成功案例。

但参事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问题：一些部门和单位还存有认识误区，比如“上海空间开放已做得够好了”“空间开放对单位只有增加成本”、“空间开放会影响安全和秩序”，主动开放的意愿还不强。

“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共享，需要政府、社会、单位、个人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参事建议，要大力培育各类所有制的城市更新企业，并可通过项目容积率调剂、旧城旧房改造中增加配套建筑或设施，形成市场化的推进机制。比如在已开放的公共空间，特别是滨水和公园，注入更多功能配套，可适当增加功能性的经营项目，通过商业化运作既便民服务又能兼顾运营费用。同时，支持和鼓励已开放的单位优化预约方式、简化预约程序，有条件开放的单位应设立公众开放日制度，灵活采取分区域、分时段向社会公众开放。

一些参事提出，上海是否能出台政策进行引导和激励，率先释放出私域公共空间。这在国外城市亦有经验可循，比如纽约通过增加容积率，鼓励企业和私人提供开放空间、增加公共设施。日本建立《市民绿地制度》，为提供私有绿地的市民提供补助金，通过增加项目容积率、提供改造管理补贴、减少税收和政府表彰等方式予以奖励，推动企业和个人附属空间由“被动开放”变为“主动开放”。“将私域的空间为公共所用，这将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一大解放。”参事们建议，上海可以学习其它城市的做法和经验，并结合本市实际，更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激发和增强活力，在公共空间溢出带动效应上发力。”赵卫星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种空间的交汇点，应全面考虑各种功能的协调和支撑，充分释放公共空间的经济社会价值，成为机遇空间，比如衡复街区商业空间就带来了巨大消费活力，武康路安福路去年成为税收“亿元街区”，延庆路、东湖路、长乐路等也接近“亿元街区”。

“放”与“管”中寻找最佳平衡点

公共空间开放后不仅带动了“帐篷热”“风筝热”“宠物热”，对安全风险也提出了新要求。

当初在中山公园24小时开放讨论时，曾有人一度担心治安秩序，加强管理之后，开放至今，保持零发案率的记录，也消除了人们的疑虑。

“对公共空间开放管理是开放式、动态化、非对称性的，要在‘放’和‘管’中寻找最佳平衡点。”赵卫星认为，公共空间的开放管理工作是体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要打破固有模式，在块的平台上建立有效的管理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建立跨部门、开放式协作机制。同时要创新管理模式，推动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合作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参事们还建议，通过引入第三方责任险，引导开放主体与保险公司签署协议，减轻因附属空间开放而增加的安全风险。同时，完善公共空间开放中的民主决策、公众参与等机制，让市民能直接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内容。

“公共空间也是法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建议进行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开放共享立法的可行性研究，以法治引领公共空间更好开放共享。”赵卫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