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为2014年第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特邀嘉宾—美国伊里诺斯大学城市规划系张庭伟教授发言稿。

张庭伟教授同时还担任美国伊里诺斯大学大城市研究所亚洲及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 ）国际委员，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ICP ）国际委员，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客座教授。

一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创新

首先区分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关系：

城市经济活动完全由市场主导，企业利润是主动力；城市发展由政府牵头，与社会、企业协作完成，建设项目的社会认可是主动力。二者的主导者和动力机制不同。

资金来源方面，经济活动依靠不断的扩张即增量经济，而城市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城市的存量资产。而城市空间发展不可避免将面临扩张项目减少即增量资产缩减，存量资产不断增多的局面，经营城市必然会更多地立足于存量资产。

过去全国依靠土地批租，即增量资产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必须形成新的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转向以存量资产为主，增量与存量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2012年后，从需求方来看，城镇化（增量空间）和旧城改造（存量空间）两方面的需求成为新的发展动力。然而，新型城镇化所面对的对象需要更加实用的城市空间，需要更多中低端的公共产品，包括可负担的住房、学校、医院和公共交通。这与过去一段时间面临的高端的外商投资需求区别很大。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创新包含两个内容，也需要通过立法制度化：

（1）区分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两个领域

城市经济活动有市场主导，减少政府干预，城市发展由依靠增量资产的土地财政，转向增量与存量多元化的动力机制。

（2）区分城建项目的不同性质，经济空间由市场投资，生活空间由政府出资。

市场项目可以面向高端，政府财力应集中于提供面向中端需求的公共服务产品。规划工作的重点将从新区的规划建设专向建成区的更新提升，特别是东部地区。张庭伟教授也介绍了美国芝加哥的城建财政的来源情况，再次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建设中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 社会调节机制的创新

中国当前进入“中等收入转型陷阱”的敏感期，其中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人口增多，中产阶级和上下两面的矛盾会导致社会动荡。

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

（1）贫富差距引发的冲突；

（2）外来人口和城市原市民的矛盾；

（3）中产阶级自身的问题。

在中产阶级社会，规划必然面临新问题和新机遇。

世界各国城市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是：

促进不同阶层的交流沟通以建立一定的共识，协作规划理论即基于此，操作层面是举行定期不定期的市政会议。

当前中国的规划应关注社会变化，不仅需要关注正规的建设活动，也需要关注非正规的居住、就业问题，保障低收入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是新型城镇化及城市管治创新的重要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社区建设的成功在于社区参与而不是规划师的臆想。MIT学者提出SAR体系，区分政府及住户在大众住宅建设中各自的责任。Putnam提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积极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政府-社会关系，非正规经济活动（如街头摊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有正面贡献。

在中国城市发展领域，需要社会调节机制的创新，需要政府放权，让社区负责更多事务，政府退居二线，主要职责是资助社区，培育社区领导人，以及协调不同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允许合法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如摊贩）及合法的非正规居住形式（如城中村），实行透明公开的决策过程，鼓励自下而上的试点。

城市问题基本上不是规划造成的，解决规划问题的答案在规划之外。城市化政策必须和其他政策配套才能有成效。为此，规划师的工作及规划师培养也必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