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设计机制，减少直接干预

记者：怎样才能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凸显市场的作用？

陈钊：政府应该设计好的机制，让市场发挥作用。

例如，对高污染企业增加税收，加强对污染的监管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针对具体某家企业，也不针对哪个规模或所有制的企业，政府只是对企业的污染水平、排污状况加强监管。这个时候谁发现监管太厉害了，呆不下去了自然会走。但政府不能说你这个企业太小了，必须走。说不定我的企业小但是控制污染的能力强。这些都交给市场去选择。

可以加强对环境的要求，就像汽车尾气，必须达到某个标准，但不能说某个牌子的汽车不能生产，不应该对本该由市场选择的结果进行直接干预。

记者：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行为的边界在哪里？

陈钊：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明显有负外部性的行为，政府可以进行管制，比如群租。在一些市场很难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政府也应该介入管理，比如排污。

更多的时候，市场会有一个价格机制，地价、房价、租金、工资，这些价格都对城市的规模带来影响，不妨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

记者：北京市近期出台了《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对产业进行引导，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更加市场化？

陈钊：的确，这一新发布的细则，更加是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政策目标，这是值得肯定的。例如，政策将造纸等低附加值产业列入负面清单，而不是在更为微观的企业层面上进行人为干预。又如，对住宅的容积率进行限制，这要好于直接对住宅面积进行限制。

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出台的用意有两点。第一，引导企业进行空间上的再调整，疏散低附加值产业，同时也是为高附加值产业提供更多空间资源。第二，引导人口向城市核心区外疏散。

记者：让农民共享更多城市化的成果，你有怎样的建议？

陈钊：现在大城市排斥外来人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育资源稀缺，“异地高考”难以推行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可以从容易做的开始，比如职业教育。现在职业教育对外地生源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我们最近完成了一项研究，就希望回答是不是需要在政策上降低这个门槛，因为职业教育降低门槛是最容易的。

职业教育应该取消户籍门槛，高考不愿意把这个蛋糕让出来，职业教育可以做。而且这样做不会侵害城市的利益，现在沿海地区，技工荒、民工荒找不到人，产业要转移，GDP要流失，如果能够在职业教育这一块利用本地更优质的职业教育吸引外来人口的话，也会有利于本地产业的发展。

（陈钊，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中国经济转型、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