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中国的城市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动？近年来“北雁南飞”的趋势，又是否将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深远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10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8：劲草迎疾风：中国的城市与楼市》（下称“报告”）正式对外发布。

该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作首席研究员，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联合完成。通过课题组的长期研究，按照指标最小化原则，报告构建了综合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除此之外，其内部又分别有五个分项竞争力，分别形成“1+5”框架格局，共11个部分，对2020年中国两岸四地291个城市的多个方面进行衡量。

报告显示，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前十强格局基本稳定，中部只有武汉进入前十强，其余均为东部城市。2020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十城市依次为：深圳、香港、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无锡；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杭州、成都、宁波、佛山、澳门、长沙、青岛、常州、东莞、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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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研究发现：从总体格局看，大都市圈格局主导全国，经济增量竞争力是导致综合经济竞争力差异的主要原因；综合经济竞争力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东升西稳，南升北降”的状态格局；从区域角度来看，“南强北弱，东中一体”更加强化，区域中心城市主导的多中心经济竞争力格局引领全国，特别是中心城市引领周边城市形成的大都市圈格局，如北京及周边城市、青岛及周边城市、济南及周边城市、郑州及周边城市、西安及周边城市、武汉及周边城市、长沙及周边城市、成都及周边城市等等成为主导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从层级角度来看，一二线城市内部差异较小、竞争激烈；从省份角度来看，各省基本均呈现一擎驱动、多擎驱动格局；从城市群角度来看，辽中南城市群综合经济竞争力大幅降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稳步提升，中部城市群迅速崛起。

2020年中国可持续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香港、深圳、台北、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南京、青岛、武汉；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无锡、台中、天津、厦门、东莞、佛山、杭州、高雄、澳门、成都。具体而言，前6强城市香港、深圳、台北、上海、北京以及广州5年排名变化保持不变。从前20名分布来看，东南地区占据10席，港澳台地区占据5席，环渤海地区占据3席，西南地区占据1席，中部地区1席，总体覆盖澳门、北京、福建、广东、湖北、江苏、上海、香港等13个省份，发达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格局逐步稳定。从全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分布角度来看，可持续竞争力较强的城市也主要分布在主要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

2020年中国可持续竞争力研究发现：从总体格局看，“东中一体”迅速崛起，总体呈“东中同升，南升北降”格局，发达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格局逐步稳定；从中国各区域角度来看，中部地区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迅速崛起，东部仍然为中国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引领者；东北及西部地区除个别城市外，大多处于较低竞争力水平，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较大；从各省份角度来看，省会城市为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主要引领者，但少数城市的非省会城市反超省会城市形成双中心城市格局，东部省份可持续竞争力更强，西部省份可持续竞争力亟待提高；从各城市群角度来看，人才增量的优势日益凸显；从各层级角度来看，一二三四线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格局趋于稳定；从可持续竞争力核心指标人才密度来看，南升北降格局已定。

分项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当地要素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北京、香港、广州、台北、成都、杭州、南京、天津；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重庆、青岛、武汉、苏州、东莞、合肥、长沙、佛山、西安、大连。总体来看，中心城市当地要素竞争力绝对领先；从区域角度来看，东南区域当地要素竞争力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呈现“一线主导、二线辅助”格局；从省份角度来看，省份集聚效应显著呈现“高当地要素竞争力-收敛、低当地要素竞争力-分化”格局；从城市群角度来看，城市群当地要素竞争力与变异系数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就其格局而言又有所不同，当地要素竞争力分布体系决定了城市群的总体当地要素竞争力和差异格局；信贷市场融资便利度和青年人才是决定当地要素竞争力差异的关键变量。

2020年中国生活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台北、香港、台南、高雄、台中、上海、广州、新竹、澳门、深圳；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东莞、北京、杭州、昆明、重庆、苏州、佛山、成都、长沙、武汉。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生活环境竞争力整体呈现“头小肚大”的矮橄榄型结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从区域角度来看，生活环境竞争力区域上呈现明显的“南强北弱，东部领先”的分化特点，港澳粤沪京，领衔全国；而消费水平与生活环境竞争力高度相关，住房价格在现阶段主要发挥“挤出效用”大中型城市因为行政地位聚集了大量优质公共资源，在多种公共设施和市民消费水平方面占据优势，但也面房价高企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与之相对，三四线城市在气候舒适度和居住成本方面表现较好，并且有部分三四线城市综合水平表现抢眼。

2020年中国营商硬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上海、香港、天津、深圳、台北、北京、澳门、苏州、无锡、广州；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宁波、厦门、常州、东莞、廊坊、珠海、杭州、青岛、福州、中山。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营商硬环境竞争力整体呈橄榄形分布，网络信息传输速度和机场设施指数环形分布渐显，空间集聚与分化并存；从区域角度来看，发达区域营商硬环境竞争力加速分化，欠发达区域快速收敛，集聚与扩散并存；从各省角度来看，欠发达区域陆上交通优势渐显，空中运输劣势不可忽视，省内差异全面缩小；从层级角度来看，一线城市趋于稳定，三四线城市营商硬环境竞争力加速分化；从城市群角度来看，海峡西岸城市群奋力赶超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稳定，北部湾和中原城市群差异最小；此外，网络信息传输速度和机场设施决定城市未来发展。

2020年中国营商软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北京、香港、上海、台北、杭州、南京、广州、深圳、武汉、西安；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天津、成都、大连、青岛、苏州、厦门、长沙、澳门、合肥、沈阳。总体来看，城市营商软环境竞争力的层级差异显著且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突出；营商软环境竞争力的“东西、南北”双向分化格局较为明显；此外，大学指数及产权保护是城市营商软环境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阻碍；此外，一带一路城市营商软环境竞争力更优，内部分化较小，海丝城市与陆丝城市的营商软环境竞争力各有优劣，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2020年中国全球联系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上海、香港、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天津、青岛、西安、南京；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厦门、成都、大连、武汉、台北、重庆、苏州、宁波、郑州、长沙。总体来看，城市在全球联系竞争力方面整体比较集聚，并呈现了多中心分布状态；从区域角度来看，全球联系竞争力呈现总体“越落后、越分化”状态，“南强北弱”逐步固化；从省域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区地区全球联系竞争力相对较高，且省域内城市相对收敛；从城市群角度来看，城市群全球联系竞争力整体阶梯分化明显，城市群内部则较为收敛；从层级角度来看，二线城市全球联系竞争力差距小、竞争激烈，北上广深领先且差距最小。

2020年中国经济活力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广州、上海、珠海、香港、南京、杭州、苏州、厦门；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长沙、武汉、宁波、成都、合肥、福州、西安、澳门、无锡、东莞。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经济活力竞争力呈现大城市领先，中小城市发育不足的多层嵌套城市体系；东部城市经济活力竞争力领衔发展，东北城市经济活力竞争力发展困难凸显；直辖市与行政特区经济活力竞争力领先，东北三省经济活力竞争力亟待提升；城市群经济活力竞争力发展呈内敛与聚集趋势，多层级城市嵌套模式显著；第一层级的城市经济活力竞争力势头强劲，占据绝对优势，第四层级的城市经济竞争力发展能力相对落后，经济活力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2020年中国环境韧性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香港、深圳、澳门、台北、东莞、中山、新竹、佛山、厦门、广州；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珠海、汕头、舟山、台南、上海、苏州、盘锦、常州、高雄、无锡。总体来看，首先，中国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的分布与正态分布基本重合，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分布特征；其次，中国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在区域间主要以东西向分化为主；再次，东部省份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水平较高、内部差异也较小，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群环境韧性竞争力水平较高，但京津冀城市群在东部地区城市群中排名相对较低；因此，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是提升中国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的关键。

2020年中国社会包容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台北、台南、台中、西安、高雄、武汉、南京、杭州、大连、苏州；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成都、新竹、上海、无锡、青岛、沈阳、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社会包容竞争力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城市社会包容竞争力领跑全国，尤以港澳台、东南、环渤海城市为主导；而社会包容竞争力区域差异呈现“东西、南北”双向分化格局，省域社会包容竞争力“马太效应”明显，粤苏鲁城市相对优势较大；此外，城市群社会包容竞争力较高，且以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主导；开放度是社会包容度竞争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2020年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杭州、深圳、武汉、广州、南京、西安；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城市依次为：成都、合肥、苏州、天津、青岛、长沙、重庆、济南、新竹、大连。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呈现区域分化趋势，“东优于西”、“南高于北”现象明显；大学、科技企业是制约中国城市科技创竞争力提升的最大因素；从区域视角来看，科技创新竞争力及各分项指标均呈现区域内部分化水平与平均水平呈反比的规律；从城市群视角来看，城市群科技创新竞争力水平总体相对较高，并且内部分化程度大致与平均水平成反比。

杭州、宁波、郑州上升最多，“南强北弱”格局更加强化

相较去年报告公布的排名，前二十强中下降较多的是东莞从第10名下降到第19名，天津从第16名下降到第46名。报告指出，相对于2015年综合经济竞争力而言，在前二十强中杭州、宁波、郑州上升幅度最大。其中杭州由2015年的第18名，上升到2020年的第11名，宁波由第19名上升到第13名，郑州由第25名上升到第20名，进入20强以内。

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南强北弱”的趋势比去年更加突出，整个北方中除了北京排名上升1名超过广州以外几乎没有太大亮点，京津冀的十几个城市之中也只有3个排名上升。与之相对的是，南方城市中杭州、宁波等上升都很快。

“南强北弱”格局更加强化

这份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利用指标体系和客观数据，详细评价了中国两岸四地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及其它九个分项竞争力。今年的报告是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的第18次年度报告，首次将中国和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的数据和方法进行并轨，因此方法略有完善。

报告指出，综合经济竞争力依旧呈现“南强北弱”状态，南方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水平要显著高于北方，并且南方城市之间的差异程度要低于北方。具体而言在前10强城市中北方仅有北京1个城市，前20强中仅有北京、青岛、郑州3个城市，前50强中仅有北京、青岛、郑州、西安、济南、烟台、太原、天津、东营9个城市。

经济竞争力区域呈现“东升西稳，南升北降”。北方的130个城市中有78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处于下降状态，占60%，有52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处于上升状态，占40%，并且下降的幅度要显著高于上升的幅度，78个经济竞争力下降城市的排名平均降幅高达38名，而52个经济竞争力上升城市的排名平均上升仅为13名，这也导致总体而言北方城市平均降低17名。从南方城市来看，在161个南方城市中，仅有27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处于下降状态，有134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处于上升状态，占比高达83%。从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城市经济竞争力“南升北降”，总体排名平均上升3.5名，中部城市经济竞争力普遍上升，总体排名平均上升15.5名，东北城市经济竞争力普遍下降，总体排名平均下降50.8名，西部城市经济竞争力有升有降，总体平均上升1.9名。总体而言，经济竞争力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东升西稳，南升北降”。

北方衰退正在向南方扩散

“南强北弱”的趋势在四线城市分布格局中亦有显示。除了一线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均较为靠前外，二线城市经济竞争力差异较大且处于分化阶段。北方的二线中心城市均处于下降状态，西部的重庆下降幅度较大，下降了10名，成都则上升了3名，中部的长沙也下降了2名。从分布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区和中部中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均较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合肥、宁波等强二线城市已经形成“恒强恒升”格局。

而从城市群角度来看则更为明显：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五的城市群分别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与此前排名相比，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太原城市群的平均排名均处于降低状态，其中辽中南城市群相比5年前所有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均在降低，平均降低了78名，甚至城市群中心城市大连和沈阳均分别降低了46名和65名。而京津冀城市群，除了北京、廊坊和衡水三个城市以外，其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也均在降低。

报告观察到，北方经济竞争力衰退正在向南方扩散。北方省市只有山东的经济竞争力水平较强，北方城市经济竞争力的衰退已经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扩散到河北、山东，目前正向着河南逼近，大有扩散到南方的趋势，徐州的经济竞争力处于降低状态，北方衰退正在向南方扩大。

除了经济竞争力外，可持续竞争力也同样反映了南北差异。2020年中国可持续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香港、深圳、台北、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南京、青岛、武汉。从可持续竞争力核心指标人才密度来看，南升北降格局已定，东南地区前10强城市近5年来排名总体变化幅度不大，人才密度以及人才增量均处于中国领先地位。

“四大支柱”支撑城镇化中国

研究认为，人口转移、全球分工、制度创新和空间聚集四要素耦合与轮动创造了城镇化中国奇迹。而未来，新需求力量、新交互力量、新空间力量和新产出力量四大引擎将驱动城镇化中国，聪明的城镇化人口、数字的城镇化产业、智慧的城镇化更新和星云的城镇化空间四大要素将绘制城镇化中国的新美景。

未来，长寿化和知识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大学生与农民工分别是增量和存量城镇化的主体并在区际间双向梯度转移和流动、城镇化人口的职住与公共服务趋向一体化聚合等因素将逐步带来聪明的城镇化人口。产业发展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新型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将广泛兴起和繁荣、国内分工将逐步清晰、经济空间格局将重塑、产业链将重新布局等因素将会带来数字的城镇化产业。城市从规模扩展转向密度提升、从开发建设转向智慧化更新改造、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公共服务的供给将会带来智慧的城镇化更新。而城市体系逐步演化为城市群、大都市圈、城市、城区、小城镇等多层嵌套的城镇体系又会形成星云的城镇化地区。

对此，研究提出了以教育、居住、治理、城市体系“四大支柱”支撑城镇化中国的新对策和建议。应当以教育为核心，建立城镇化中国的产业保障体系；以居住为抓手，补齐城镇化中国的公共产品体系；以城市体系支撑，重塑城镇化中国的空间体系；以治理为保障，建设城镇化中国的社会秩序，最终以此作为四大支柱支撑城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