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小河湾村在村“两委”带领下，规划建设出的旅游乡村鸟瞰图。

杨贵庆教授（左）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乡村一线跟乡镇干部和村民讲解规划建设详细方案。

四川省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经过乡村规划师整村规划集中建设后的村居新貌。

“陪伴式”乡村规划，能够做出接地气的方案，能够及时纠正实施中的错误和偏差。

乡村振兴呼唤更多规划师。探索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将专业规划人才导流到乡村，正在多地陆续开花。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规划作为一门专业学科以有形的理论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但却是以无形的意识和理念蕴含于乡村建设实践之中。从规划角度讲，“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相互独立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确立了村庄规划的法律地位，开始打破城乡各自为政的局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由此，规划学科研究方向也从城市维度转向城乡维度，农村地区的规划工作开始得到广泛重视。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村庄规划是“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详细规划”，村庄规划从而有了全新的技术管理要求。

那么，村庄规划如何能接地气、如何实现乡村既美又富、如何破解乡村规划人才缺乏难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乡村规划需要“陪伴式”“在地式”

一路小跑，进站、验票、上车……终于赶上了周五晚八点台州回上海的高铁。这趟370多公里、耗时近4个小时的行程，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一跑就是近十年，往返200多次，检票口在哪、几点几分关门发车早已烂熟于心。

2013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黄岩区开展校地合作。那是杨贵庆第一次到黄岩，便在当地待了1个月时间。刚开始，杨贵庆并没有急着做规划，更多的是设计调查问卷，挨家挨户深入一线调研。“您家日常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冬天您家主要的取暖方式”“是否想使用热水器”“日常一般去哪里上厕所”等，共计53个问题呈现在村民面前。

乡村不同于城市，在用地政策、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规划人才在学校所接受的理论知识，更多偏向于城市。由于远离乡村，规划专业人员去做乡村规划，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形。在杨贵庆看来，乡村就是图纸，如何做乡村规划，第一件事就是要到乡村去，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规划方案。

在做乌岩头村规划方案时，要改出一条景观路，杨贵庆在设计路线经过一户人家时，却犯了难。户主陈大娘已经70岁，因为观光路线的入口要占用她家部分宅基地，陈大娘坚决不同意观光路线方案，无奈杨贵庆只能修改方案绕开陈大娘家。但最后入口小广场修好后，看到这么美的场景，陈大娘立刻就后悔了，想要再纳入规划里。

“尽管理论上讲，乡村规划应该更多地发动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村民为编制主体，规划师起到技术支撑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很多地方的乡村实际情况却难以实现，村民的专业性有局限，对于村庄规划理解不够，很容易推进不下去，所以还是得以规划师为主编制乡村规划，那么规划师对乡村情况的调查和了解就十分重要。”杨贵庆说。

沙滩村村民的详细需求杨贵庆早已谙熟于心，哪间房屋是谁的、房屋面积多大、村民生活状态如何等情况都在他的脑海中。修缮房屋时要注意什么，能否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成为规划时的重中之重。

“做规划时，一定要把农民的利益绑定进来，让农民感觉这是自己的事情，这是影响到未来生活状态的事情，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杨贵庆说。

每次杨贵庆出行，都背着一个白色布袋包，里边尺子、水笔、铅笔、白纸等工具一应俱全，随时可以用来画图，实地指导施工队精准施工。有一次，在村里调研走访时，杨贵庆在向农民介绍规划内容时，村民不明白，他立刻从布袋包里掏出笔和纸，画了出来。

沙滩村老街一共41户村民，杨贵庆发现村民上厕所还是室外简棚旱厕。脏污的旱厕导致走在村子里都能闻到一股酸臭味，十分不利于村庄发展与村民生活。杨贵庆团队在规划修缮房屋时，将改厕计划纳入规划中，修造了一座像样的冲水公共厕所，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如厕问题。

刚开始杨贵庆来村里调研时，沙滩村村民并不认为城里来的教授能为沙滩村带来什么改变。“我们也看不懂什么规划图，当时就想着把自己的旧房子拆了，能给我们换上新房住就行。”村主任黄志洪回忆说，“不过现在看来，还好没有拆掉旧房子，要不然也不会形成古村特色吸引那么多游客了。”

前期规划配合后续建设指导是杨贵庆团队“陪伴式”规划的工作方法。沙滩村的规划编制工作在2014年就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杨贵庆团队的规划工作也结束了。他仍然每两周去一次沙滩村，此后7年时间内累计前往沙滩村120余次。除现场指导外，为实时跟踪施工情况，他还组建了村庄规划“三级书记”微信工作群，方便实时指导，及时反馈。

“对于陪伴式的规划来说，时间成本非常重要。如果距离太远，时间成本就很高。”虽然这么说，但杨贵庆也给出了他的建议，“可以跟邻近的高校结对子，进行在地化指导，更为高效。”

做乡村规划，不只是为建造而设计

去年，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的各景区、农家乐、民宿累计游客流量达50万人次。

在“陪伴式”规划沙滩村的过程中，杨贵庆团队指导修缮了所有村庄闲置公共设施，帮助村民修造自家房屋“出点子”，新建了社戏广场、擦亮了有800多年历史的太尉殿、恢复了“柔川书院”讲堂培训功能，经过近十年的不断发展，过去衰败的沙滩村现在已经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黄岩区，同济大学参与创建美丽乡村，村民的口袋越来越鼓。在贵州省晴隆县的脱贫攻坚中，通过做好产业规划，同济大学多学科共同支持规划落地，带动晴隆县摆脱贫困迈向乡村振兴。

“脱贫任务已迫在眉睫，茯苓属于菌类作物，当年就能产生效益。”

时间回到2020年3月。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定点帮扶贵州省晴隆县，“在地式”帮扶专家倪亦南教授在调研编制产业规划过程中，发现茯苓产业在当地的优势，选择以坡荣村为产业规划的落地点。

“坡荣村地处云贵高原，海拔在1300—1500米之间，高差200米，并且年均日照1400小时左右，常年温度14摄氏度，年总降水量1500—1650毫米之间，无霜期320天，气候特别适合中草药茯苓的生长。”倪亦南细数着当地的自然条件。

在调阅坡荣村“多规合一”空间规划图、确定土地性质及用地红线之后，规划团队最终确定坡荣村东北边的左家大坡约600亩土地可以种植茯苓。

“与理论相比，乡村规划实践时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使在农村规划种植或养殖，也并不是任何地块都可以用。我们在做规划时要跟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等多个部门持续沟通，好在各地逐步实行‘多规合一’改革后，所有红线都在一张图上，哪里能做、哪里不能做，一目了然。”帮扶团队成员傅晋介绍。

地块位置确定了，但600亩土地经营权却分散在20多位村民手中。尽管那片地一直处于荒废状态，但村民愿不愿意拿出来种植茯苓，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问题。此外，谁来种、钱哪来，种出后卖给谁都是产业规划落地面临的核心问题。

互动讨论、运作引荐、技术指导，问题一个个被解决。以每亩地每年1000元的价格流转到专门组建的项目公司，并招聘当地农户来基地工作；引进贵州森米本草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经营茯苓项目；同济大学农业专家有着成熟的茯苓种植技术……

然而，新的问题再次出现了。如遇下雨，种植地块的土路无法满足运输条件。对此，同济大学交通设计团队提出了简便易行的方法，按照区域内已经存在的土路走向，进行半硬化施工，并根据行车需求稍微拓宽路面，以满足生产运输的基本条件。经过多次的步行丈量，傅晋靠着双腿“走”出了一条10公里长的坡荣村乡村公路路线图。

经过倪亦南团队的精心规划，茯苓产业项目终于顺利实施，晴隆县也在当年11月成功脱贫摘帽。在坡荣村这个项目上，村里农户获得土地流转金60万元，劳动力通过在基地务工实现收入150万元，脱贫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帮助本村及周边村300户脱贫户实现稳定脱贫。经过两年的发展，晴隆县茯苓产业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2000亩，去年总营收近2000万元。

在云南省云龙县，同济大学采取的同样是“规划引领、多学科支持”的模式。“做乡村规划，不只是为建造而设计，更多的是，通过对农村土地、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利用，最终实现乡村产业、经济、环境、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振兴。”回顾参与乡村规划的经历，倪亦南感慨地说，“只有规划、建筑、环境及设计创意等多学科团队协同推进，才能更好地发挥多学科优势，实现交叉聚合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

一村一方案，要打好乡土文化特色牌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2019年，中国乡村游客规模达到30.9亿人次，较往年保持年均10％的增长。疫情发生的2020—2021年，乡村游客规模也达到14.1亿人次。在乡村旅游的主要内容里，文化体验占比54.7％，说明乡村文化内涵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内容。

黄岩沙滩老街保留了石板路。“做这些规划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这样的场景，城市里来的小孩光着脚丫在石板路上自由奔跑，在路边的溪水里嬉戏……”在杨贵庆脑海里浮现的这一切，如今已经真实地发生在沙滩老街上。

都说走过沙滩老街，犹如穿越了千年的历史，体味到古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沙滩村老街的中间，有一座几十年前的旧粮站，原本为当地村民加工粮食使用，后来废弃掉了。杨贵庆调研中发现，旧粮站的房屋有着人民公社时期的建筑风貌，修缮改造之后可以做成民宿，为后续沙滩村发展旅游产业打下设施基础。通过引入世界生态低碳的建筑方案，将旧粮站打造成精品民宿，摇身一变成为现如今的网红民宿——“粮宿”。

在“粮宿”内，来自北京的旅游博主奉女士，已经在这里入住了四天。“这儿的古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望着周边不高的山，可以听到小溪的流水声，整个村子环境干净，氛围又很恬静，特别喜欢这里的生活，而且原汁原味的老房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爷爷家玩耍的童年回忆。”

用了近五年时间，奉女士走过国内外近300个村落。作为一名游客，她认为，最吸引她的都是极具当地文化特色的村庄，给她印象最深刻的有充满海南黎族风情的槟榔谷村落、四川康巴地区藏族风情村庄、山东青岛沿海的渔村、吉林延边朝鲜族村庄等等，它们无一例外地拥有着当地独特的文化色彩。

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沉淀下来的便是文化。

“历史有记载可直接引用，历史若无记载则可编撰发挥。”走进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小河湾村，村里十步一景点，五步一故事，在做规划时用上了村里的每一寸草每一寸木。

2014年，小河湾村村主任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发展乡村旅游，但无奈当时没有资金支持，村主任召集村“两委”班子成员，在纸上把规划方案一笔一画地画了出来。为吸引游客来，将后山的一个破旧山洞，引述出当年吴三桂和陈圆圆在村里的一段故事；为吸引青年男女游客，以爱情为素材，将村河道旁的一棵外形两根树干盘旋状的百年大树，命名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树”，然后在树前的平地上，种上一片玫瑰花海；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将房子外立面安装上物美价廉的木质藤条作为装点……

就这样，一个地处深山的普通山村，在没有专家团队的支持、没有规划设计专业的支撑下，靠着村“两委”以及村民自己的智慧，把小河湾村打造成一个“见证爱情”主题的“网红村”。今年过年期间，小河湾村日均游客量达到近8000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说，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善于总结基层的实践经验，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唯有因村制宜、挖掘差异、建出特色，才能让乡村面貌别有风情，才能在吸引大流量城市人口观光消费居住的同时，加速城乡融合发展，让村民增收致富。

探索乡村规划师制度，破解人才之困

“每个地区都有高校，高校里大多有规划专业，可以采取就近校地合作、在地式规划的方式，学校出技术，地方出村庄，双方合作共建，解决实用性的村庄规划空白的问题。”杨贵庆说。

2012年，为培养更多乡村规划人才，同济大学率先在国内开设“乡村规划设计实践”课程，连续三年结合教学成果编写教学参考书，并正式开设了乡村规划原理课程，组织编写第一部面向大学生的《乡村规划原理》教材。

2018年2月6日，杨贵庆促成成立了全国首家“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建立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践指导及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学习教育平台。学院的两个校区直接落户在沙滩村和乌岩头村，11名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21名“乡土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已吸引全国31个省份近2万名前来考察、培训的学员。

专家学者“陪伴式”帮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毕竟高校比村庄数量少，难以满足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的全部需求。在四川成都，通过建立乡村规划师制度、解决人才队伍问题是另一种途径。

早在2010年，四川省成都市开始向全市乡镇派驻专业规划师，组织编制村庄规划。11年来，成都市累计招募十批乡村规划师共520余人次，乡村规划师参与灾后重建、易地扶贫搬迁、土地整理等聚居点建设项目783个，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217个，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镇村规划成果。

几年前的成都市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还很破败，沿着山腰的单向水泥路、零散分布的红砖黑瓦破旧房屋，产值低下的传统农业，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2014年，还被定为省级贫困村。

三年前，刚进入乡村规划师队伍的曾文婷被派往平泉街道，简阳市将荷桥村作为市里重点规划提升对象。曾文婷从国内重点大学规划专业毕业后在西南设计研究院工作，后来看到成都市招募乡村规划师的通知，便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乡村规划师队伍中。“看着荷桥村精品林盘的完工，想想这是自己的成果，确实让我很有成就感。”曾文婷说。

荷桥村第一书记邓勇之前就想给村里做规划，但缺乏专业支持，一来没有资金请规划公司，二来就算做出规划也没有资金建设，所以专业规划一直停留在想法阶段。但是自从镇里来了乡村规划师后，便有了专业支持，想法成为现实。

“用专业人做专业事。”成都市城乡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佳认为，乡村规划工作相对城市还比较空白，主要体现在农村规划人才不足、编制水平不高、规划和建设脱节等，十多年来成都探索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将专业规划人才导流到乡村，形成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

乡村规划的难点痛点，乡镇党委政府最有感受。“由于村民居住分散，乱搭乱建、超标准建房这些都是传统难题，最关键的是各种乡村新业态项目、新村项目的实施落地，需要大量的规划和落地工作，乡村规划师凭借其专业知识，成了乡镇党委政府的得力参谋，能跟第三方进行有效沟通，确保规划不只是‘图上画画’，而是适宜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有效科学安排。”崇州市白头镇党委书记李铭剑说。

为了让村庄更美好，不少乡村规划师都有自己的专业坚持。崇州市乡村规划师裴辉为了村口的一棵大树不被砍，多番协调，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乡村规划师曹云华曾因为新村房屋户型不符合村民生活习惯，和规划设计单位反复沟通，最后形成修改意见，得到村民的认可。

据了解，目前成都市建立“市级归口、属地管理、市县联动”的管理机制，市局下设乡村处作为全市乡村规划工作的牵头部门，乡村政府负责对乡村规划师工作效率、质量、廉政等日常事务的管理，区（市、县）政府负责乡村规划师的统筹管理。

“我们还在持续探索完善乡村规划师制度，为确保‘招得好、用得好、激励好、培育好’，去年先是上调年薪到15万元，并且通过社会招聘途径任职的乡村规划师，连续两年考核优秀且符合招考岗位条件的，相关区（市县）事业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在乡村规划师队伍中有一定名额的定向招聘。”张佳说。

“通过选派挂职途径任职的乡村规划师，连续两年考核优秀且符合选拔任用条件的，在挂职期满1年内，原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实行提名推荐，经本人同意，根据区（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相关乡镇领导班子建设需要，选拔担任相应职务。并将表现优秀的乡村规划师推荐担任高校教师、乡村振兴学院讲师和青年委员。此外，成都市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笔乡村规划专项资金，用于乡村规划师招募、年薪、培训费用等。”

截至目前，成都市共发放乡村规划专项资金约1.6亿元，同时吸纳了近3亿元的社会资金投入。张佳预计，“今年乡村规划师岗位离职率会大幅下降，未来会形成可持续性职业发展路径。”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介绍，目前以成都乡村规划师制度为蓝本的做法已在各地陆续开花。

在广东省广州市，规划部门已聘请163名规划师入驻各城乡社区，集合规划、建筑、景观、照明等专业人才，实现城乡全覆盖推广。

在北京，各区政府每年为每位乡村规划师提供10万—30万元不等的资金保障，每位乡村规划师均与属地形成一对一的固定服务关系，在严格准入的基础上，形成至少4—5年的跟踪陪伴关系。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有15个城区及亦庄开发区完成乡村规划师聘任，共签约301个规划师团队，覆盖318个街道、乡镇和片区，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此外，上海、重庆、杭州、南京、珠海、临沂等地也已先后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希望有更多规划师参与乡村规划，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