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规划学科转型面临的挑战与跨学科重构

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19世纪末西方工业社会的快速扩张时期，始于对城市公共卫生、空间秩序等基本问题的应对。规划学科从建筑学这一母学科中逐渐发展，孕育了对美好城市的空间理想，从诞生之初就明确地区别于工业革命以前积淀的城市公共艺术，也从未局限于技术理性的市政工程技术。相反，它不断地提出科学主张和城市愿景，并保持着技术、艺术、人文、社会、经济、法律等多学科支撑的特性。城市规划具有独特的学科内容，通过学校的教育与培训、专业人士的执业与服务、学者专家的研究与发表，孕育了一系列的专门理论与知识，并通过学术组织与专业协会、学术期刊等广泛传播，同时通过城市管理的社会实践与专业设计的空间干预，形成了“规划师”这一全球性的行业共同体。尽管如此，欧洲规划学院协会(AESOP)的创始人克劳兹·昆斯曼教授仍指出：“城市规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仍未得到充分认可”。中国的城乡规划学科亦有“内核不强，外延不清”①的表现，城市规划学经常与建筑学、地理学、公共管理学、土木工程以及城市研究、公共政策等多个领域混淆，难以定义自身专业行动与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鉴于跨学科融合的基本特性，城市规划理论框架在城市规划实践的“过程”中不断重组与演变，导致任一阶段的城市发展问题或“危机”都与学科的转型产生深度链接。由此，本文聚焦城市规划的学科基础、转型挑战与未来建设，从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多学科基础开始反思，进一步结合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特点以及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带来的新挑战，提出未来建设的路径，从而激发并探索学科转型与发展的潜在前景。

1　现代城市规划学科转型概览

1.1　城市规划学的综合性研究转向

当代英美院校的规划学科普遍采用“planning”这一术语，强调回应“公共政策过程”，而不限于形成图纸、标准、指南等规划技术成果(即“plan”)，与其相关的对象通常涉及3个基本术语，即城市状态(urban)、城市(city)、城镇(town)，这些本质上都与人口集聚的空间相关。从当代发展的视角来看，一方面规划学科的尺度与范畴已扩展至区域(region)、领域(territory)和环境(environment)层面，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规划体系实施开发控制的要求，考虑项目实际需求，还兼顾了城市设计方法和社会治理方法的应用。

北美的规划教育在追求独立性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缓慢但明确的转型，逐渐削弱了其在空间形态设计方面的立足点，转向社会科学领域。192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规划研究与教学会议上，北美规划领域共同制定了3个目标：一是规划学科要成为一门独立于设计(包括建筑和景观设计)与工程的学科；二是规划学科要拥有广泛的学科基础，特别是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三是规划学科中应容纳全面的物质设计(physical design)教学内容。随后的规划教育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向性的特点，包括保持设计教育、拓展通识教育、发展交叉学科、转向城市研究等，除了部分有建筑背景的院校仍保留传统的规划设计学科，更多独立的规划学院大多以城市研究为主，学科具有社会科学学科属性，同时很多高校还会为其他专业开设丰富的城市规划相关课程，这些课程备受欢迎。

欧洲规划学科的转型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状态：一是得到传统大学科(如地理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的持续滋养，或与新兴学科(如旅游学、设计学等)相结合，并突出研究生教学；二是开办专门化的城市规划院系，核心课程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为基石，横向依托教学共享与学分互认的教育机制，向工程技术领域或综合理工学(polytechnic)拓展。

在欧洲大陆，出现于20世纪的都市主义(urbanism)通常被认为是城市规划的另一表征，至今仍被规划教育体系用以指代“urban planning”。早在1910年，法国纳沙泰尔地理学会公报便提及“urbanisme”一词，其主流定义可追溯至1922年拉鲁斯字典——“人类聚居的科学与理论”。意大利语“urbanistica”虽晚于法国出现，但意大利的乔万诺尼在1931年系统提出了现代城市规划分层分类编制的12个层次。在德语中，“urbanismus”多对应城市建设(st?dtebau)，这离不开西特的《城市建设艺术》和施图本的《城市建设》两部著作的贡献。这些对都市主义的解读均回应了“社会转型期现代城市如何规划与建造”的议题。19世纪西班牙规划大师塞尔达通过《城市化普论》的理论凝聚，提出城市土地开发作为一种技术体系与社会实践，反映了“学习研究—规划实施—再理论化”②的路径，并将城市规划直接推向了应用科学。遗憾的是，塞尔达去世前未能完整建构“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理论体系。上述研究揭示了城市规划(都市主义)“人类聚居空间组织”的使命，涵盖了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研究与城市化研究的广泛内容。

1.2　城市规划学的多学科交叉“身份”

城市规划学作为一门相对新兴的学科，在积极实施空间干预的价值观引领下，不断吸纳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的经验与理论，构建核心知识体系。在社会实践中，城市规划具有规范性的使命，也要求具备对各类社会计划实施和具体项目开发实效进行多学科综合模拟的能力。例如：萧伊于1965年出版了《城市规划，乌托邦与现实：选集》③，批判和挑战了勒·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拉卡兹于1990年编制了一份城市规划的“方法”清单，其中包括战略规划、城市结构、管理性城市规划、参与式规划等内容，并融合了经济学、建筑学、工程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技能及决策形式；龙卡约洛和帕寇于1992年编著了《城市与18—20世纪的城市文明》，梳理了50位理论家的贡献，进一步夯实了规划学的多学科交叉基础。可见，城市规划在追求“好的城市化”目标时，与地理、经济、建筑及土木工程等学科形成紧密联系，促进了其他领域特定知识体系的产生与发展。

不能忽视的是，城市规划学科位于社会(居民)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一特殊状态使其必然具有了跨学科融合的特性。这既是规划领域与“外部”多学科交叉验证的必然结果，也符合“内部”多学科实证主义的科学需求。基于这一“中间”状态，解释空间现象的社会科学便奠定了城市规划学多学科支撑的内生基础，而能够实质性改变空间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工程科学，则构成了其外在表征，两者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城市规划“内外兼修”的特点。

2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特点

2.1　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语境

中国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的英文名称是“Urban and Rural Planning”。与英美国家相似，中国的城乡规划学也同样强调回应“公共政策过程”④，而不局限于作为技术成果的“plan”。规划学科“依托政府职能，响应发展需求”，设立于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之时，并与建筑学(母学科)形成分离。值得注意的是，“乡”作为中国特色，将其纳入“城乡”系统进行学科建设，不仅体现了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过度索取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乡村作为中国人居环境重要基因的认识，还表明了对未城镇化人口聚居空间的重视。这一思路的制度基础是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具有极强的实践导向。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历经10余年的学科建设，以建筑学院、地理学院为主体的规划学科，不仅直接参与了中国各类空间规划的实践与研究，还广泛吸纳了西方先行城镇化经验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语言与知识体系，展现出产学研一体化的特征。

2.2　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特征概要

中国的城乡规划学科呈现“以工为主，文理兼具”的特征，从早期由“建筑老八校”引领的专业型规划教育，逐步演变为规划设计与城市研究并重的综合性规划教育。根据2024年全国城乡规划专业教学评估的数据，在参与评估的67所院校中，超过60％是具有建筑背景的工科院校，约30％为综合性大学或理科院校，这些院校约占全国开设城乡规划专业院校总数的1/3。过去20多年来，规划教育发展迅速，响应了与国家城镇化进程相适应的规划人才培养需要，一大批地方性院校的规划专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成功从大专层次提升至一般本科教育层次，进而通过严格的专业评估，跻身优秀本科教育之列，同时伴随着高校研究型师资队伍的壮大，相当规模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也得到了发展。这种学科布局的形成，离不开城乡规划学“诞生于工学摇篮、成长于建筑学和工程学土壤”的特性，并显示了规划教育中地理类城市研究力量的日益壮大。

2.3　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的知识核心

中国的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聚焦于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两大核心要素，强调通过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综合平衡的土地使用，以及公共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系统、绿地生态系统等专项的合理配置，形成良好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在教育实践中，宏观层面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对象，强调区域城镇体系和市域空间结构知识的应用；中微观层面则以城市片区、街坊、地块等的详细规划为对象，强调建成环境的功能合理、形态优美和空间宜居，总体上形成以“空间作为土地使用的结果”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应的能力训练范式。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对象从城乡建成环境拓展到自然资源全域全要素，基于土地使用的建成空间形态属性也必然向更深、更广的自然、社会、经济的综合资源属性拓展，“多规合一”的工作目标则对空间赋能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　城乡规划学科的学科范围

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下设6个学科方向：城乡与区域规划理论和方法、城乡规划与设计、城乡规划技术科学、社区与住房规划、城乡历史遗产保护规划、城乡规划管理。在2024年1月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首次公开城乡规划学的学科范围(下设二级学科)，具体包括空间发展与规划理论、城乡规划与设计方法、城乡系统与规划技术、住房发展与社区规划、城乡历史与遗产保护、空间治理与规划政策。

10多年来，城乡规划学科建设稳步推进，遵循既定的一级学科方向，充分展现了学科发展的主要学术成果与人才培养成效。学科建设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做出了积极响应，6个二级学科中的前3个学科分别凝练出支撑空间规划新体系的理论、方法、技术，延续了有关城乡人居高质量内涵品质的社区规划和遗产保护两个研究型专项规划，更重要的是在“城乡规划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拟定了“空间治理与规划政策”的二级学科范围，强调了行业实践转型的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要求。高校以此为指导，调整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逐步适应并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土空间规划行业需求。然而，从系统响应国土空间规划新要求的视角看，涉及土地管理、地理信息、资源评估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技术亟须跨学科融合，但这面临师资队伍与知识体系交叉融合的系统性挑战，单一学科的改革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显著成效。

3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转型面临的挑战

3.1　多学科交叉带来的规划“失效”

城乡规划学科本身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融合属性，涵盖与城市问题解决或问题分析相关的多个领域。这种多学科交叉虽有助于拓宽学科的广度与视野，但同时也带来了核心价值模糊、学科边界不清的问题。20世纪70—80年代，面对“传统城市规划制造的困境以及纯粹装饰化的城市设计”，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机制曾一度被城市批评家认为走到了“尽头”。实践的“沮丧”也蔓延到了城市规划的定义：“这是一个自治学科的项目，其使命是管理和生产以科学方式建造的空间，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幻觉”。布斯盖兹更是直接提出“土地法不是规划(plan)；城市规划应该有体现本质的独特内容”。

在实践过程中，规划领域的专业人士与研究者持有开放的态度，他们因城市问题而必然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进而敦促自身去探究支撑规划有效性和原创性的深层根源。然而，问题导向的跨学科融合往往难以达到深度协调，这可能导致规划的初衷与实际成效产生偏离，甚至出现“失效”现象，规划在执行中失去了专业判断力和价值导向，仅解决复杂问题的某一方面，而非提供综合、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随着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健康危机等新问题的涌现，城乡规划学科对跨学科融合的需求显著增强。这些新要求既涉及城乡规划过去曾高度重视但近期有所忽视的领域，如在现代城市规划出现之始就已经参与其中的公共卫生学、环境生态学、行为心理学等，也涵盖了一些较少或从未被动员起来的学科应用，如城市下垫面参与自然生态循环、城市公共财政影响规划实施等。城乡规划学科在构建多学科身份与保持核心价值之间，始终处于难以平衡的状态。

3.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扩展导致的产学研“失联”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规划学科不仅要应对传统的城乡建成环境，还需要关注更广泛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等全域全要素全过程。新的规划体系强调对国土空间的全方位保护与开发的并重，要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以及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这一变化不仅要求规划师具备更强的技术能力，还需具备政策解读与制定的综合素质。然而，现有的城乡规划教育体系尚无法完全适应这些变化，规划学科在面对更大尺度的空间布局与资源调配时，存在理论和实践不足的问题。

紧密结合规划实践的产学研结合模式，一直是中国规划学科相较于西方的显著优势。规划院校给予学生参与真实项目的机会，高校教师团队有机会深入参与规划实践，有能力承担地方政府的各类战略规划、法定规划、城市设计、规划标准与规范的编制等实务工作，这形成了一种将实践的“产”持续“内化”于“学”和“研”的优秀中国模式。然而，国土空间规划行业的变革导致高校实践机会减少，加之大规模建设后的行业下行，引发了就业预期下滑和本科专业招生遇冷等实际问题，规划的“产”与“学”“研”之间出现了“失联”危机。

3.3　技术创新与社会参与引发的规划“失能”

当前城市建设和运维已展现出明显的技术驱动特征，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城乡规划的效率与精准度，还在逐步取代甚至淘汰传统的规划方法，这可能带来规划“失能”的风险。当规划过度依赖技术手段时，规划师可能丧失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和专业判断。例如，原本依赖于经验和实践的人文规划思维被简化为单纯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可能会忽视对城市文化、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深刻认识。技术主导的规划方式虽然高效，但是如果忽视社会需求和人文关怀，可能导致空间优化与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之间的脱节，致使规划难以切实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会参与机制的强化本应提升规划的民主性，但在实际操作中，过度或不当的社会参与也会削弱规划师的能力，导致规划“失能”。当公众意见过于分散且缺乏专业引导时，规划师可能会陷入难以平衡各方需求的困境，较难形成连贯的规划决策。例如，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公众意见时，规划师可能因缺乏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复杂社会矛盾的经验而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整合专业知识并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规划决策方面存在不足。在此情形下，规划项目往往易陷入拖延或无法实施的窘境。

4　中国城乡规划学的跨学科重构

4.1　“内优外融”的跨学科重构路径

无论是西方都市主义所定义的“人类聚居的科学与理论”，还是中国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发展理念，均体现了规划作为一门连接人类社会与空间环境的“中间”学科，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城乡规划学科被赋予了城市理论研究的学术属性和服务空间规划的实践属性，已经形成了空间品质、公共政策和社会实践三大属性并重的内涵。城乡规划学可被视作一门独立学科，通过跨学科学习实现知识融合，并应用于空间干预，展现出技术性、政策性与社会性的综合特征。为应对上述困境与挑战，城乡规划学应坚守“空间作为土地使用的结果”这一学科内核，结合规划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经验，对空间干预的理论、方法、技术进行系统归纳和全面优化，强化跨学科思维，构建集成化的知识体系与能力培养体系，通过“内优”策略增强学科的独立性与身份认同；针对空间干预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方法，应积极回应国家发展和行业改革的需求，与相关学科相互学习和合作，高效推进跨学科交叉创新，有效提升空间干预的科学性，培养跨界融合能力，通过“外融”策略增强学科的生长性与创新性。

响应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城乡规划学需应对从城乡建成环境向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转变的挑战。在技术层面，城乡规划学应突破传统工程技术的范畴，将自身视作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媒介，学习、调动和应用各类有助于空间资源评估、配置、优化的多学科技术，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发展目标。在政策层面，城乡规划学应始终坚持以土地使用为核心，融合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将系统思维与设计思维综合运用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发挥城乡规划学在“空间赋能”上的独特统筹能力。在社会层面，城乡规划学应继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社会实践基础，并积极探索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多元主体自下而上的空间参与，重视人民在城乡规划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城乡规划学的理论和实践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进步性或局限性。因此，在认可城乡规划学是具有多学科属性的独立学科前提下，其跨学科的重构路径应遵循从内涵到外延的“内优外融”发展逻辑。一方面，城乡规划学应继续强化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内优”，将学科作为空间干预的内核；另一方面，应寻找具有相似问题和共识的知识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以此作为跨学科“外融”的起点，突破既有知识广度及专业深度的局限。无论是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土木工程、市政工程等与人居环境建造直接相关的传统核心学科，还是与运营、治理、决策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信息科学、公共管理等领域，均可以为城乡规划学不断提供可融合的知识与方法。

4.2　跨学科重构的未来形态

在城乡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中，面临多学科交叉带来的规划“失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扩展导致的产学研“失联”、技术创新与社会参与引发的规划“失能”等挑战，加之西方城市规划学科逐渐走向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范畴的趋势，要求人们对城乡规划学科的未来形态进行前瞻性思考。城乡规划学科可能会朝着3种不同的形态演进，且“内优外融”的跨学科重构各具差异性。

4.2.1　成为多学科深度融合后的“升级版”学科

从工科建筑学土壤成长起来的城乡规划学始终会得到传统大学科的支撑，并体现学科独特的创新空间干预能力，包括多尺度人居环境的营建方法、全域空间整治所需的设计思维、建成环境更新改造的统筹能力，以及新理念与新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能力等，这些能力在城市规划专业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且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演进，无法被其他学科完全替代，最终成为多学科融合的一部分。城乡规划学科将持续依托多学科的深度融合与技术创新，成为一个知识体系高度综合的“升级版”学科。在这种形态下，学科不仅要吸纳建筑学、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核心知识，还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规划的效率与精准度，进一步发掘学科融合的多样化手段与贡献潜力。培养的规划师将能应对复杂的空间与社会问题，实现全方位的空间治理。这种“升级版”的学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同时注重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确保规划结果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力求在高效的技术手段和社会需求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学科形态可能出现于高校中独立建制的规划学院，或显著增强建筑学院、地理学院、管理学院的学科辐射力。

4.2.2　成为承担公众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普及型”学科

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高规划目标，中国式城乡规划学需进一步强化社会性内涵，构建更为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基础。城乡规划学的另一种可能发展路径是逐渐摆脱专业化的局限，承担更广泛的公众教育和通识教育职责。这一形态的规划学科将不再局限于培养设计型、技术型的专业规划师，还旨在提升公众对城乡规划的基本认知和参与能力。这种“普及型”学科通过向所有人普及城市知识和规划知识，使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理解并参与到规划过程中。规划师的角色从单一的技术提供者转变为公众的教育者和规划执行的协作伙伴，不仅负责具体的规划与实施，还帮助公众理解规划原则、方法和目的，使公众能够在城市及社区规划与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此举旨在提升公众素养，同时推动规划民主化、透明化，真正实现规划的社会性目标。城乡规划学科将成为一种社会教育工具，促进形成开放、包容的规划体系，培养面向广泛社会服务的规划人才。在这种目标驱动下，高校的规划学科将强化参与社会服务的实践能力，增加有效搭建社会平台的能力训练，并提供更多通识型、应用型课程，吸引其他相关学科的学生学习。

4.2.3　成为与中国式城乡现代化高度相关的“引领型”学科

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的知识生产与实践平台，城乡规划学的发展要符合全球科技和社会变革的潮流，紧密结合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打破传统的规划框架，成为面向未来的全新范式。在这一学科形态下，中国将构建独具特色的城乡规划知识生产体系，推动本土创新与全球前沿理论相结合，形成适应中国国情并引领世界的规划范式。它旨在解决技术、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协调问题，同时在全球城市发展趋势中保持中国优势，塑造全球新型城市和乡村的典范。城乡规划学科不再是对传统规划学科的简单延伸，而将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范式革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策“智囊”与核心动力，为未来的社会、经济、环境治理提供全面的知识与方法支持。在高校，可能出现以城乡规划学为引领的新型学科群，高效协同并构建应对新型规划研究与实践的国家实验平台，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话语权和创新力。

这3种形态展望主要围绕城乡规划学科的技术性、政策性、社会性内涵，展现了学科建设的可能发展方向：一是从技术层面强化多学科协同；二是从社会层面扩展社会参与和教育功能；三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构建知识生产与创新体系。尽管3种方向各有侧重或互为参照，但它们均立足于“内优外融”的跨学科重构路径思考，为不同学校的城乡规划学科转型提供启示。

5　结束语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跨学科重构，是应对技术进步、社会变革和政策转型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化技术性、政策性和社会性的内涵认知，并积极融合相关学科，城乡规划学科将持续焕发“空间赋能”的内核动力，全面升级学科知识与能力体系，在未来形成更加综合且具有前瞻性的学科(群)体系，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和实践指导。

【注　释】

①出自石楠的《城乡规划学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一文。

②在1859年的巴塞罗那扩张方案设计之前，塞尔达已然在1857—1859年完成了《城市建设的理论》(Teoría de la construción de las Ciudades)的三卷论文。

③萧伊于1965年出版《城市规划，乌托邦与现实：选集》(L'urbanisme, utopies et réalités, Une anthologie)，该书对19世纪以来的规划理论进行系统评估，从而突破了当时勒·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思想，随后萧伊参与了哥伦比亚大学柯林斯教授主编的《城市规划与城市》(Planning and Cities)系列丛书的工作，主笔《现代城市：19世纪的城市规划》(The Modern City: Planning in the 19th Century)，进一步传播、共享、升华了《城市规划，乌托邦与现实：选集》的精神及其理论归纳。

④现代城乡规划作为政府的一项管理职能，是基于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目标，以城乡建成环境为对象，以土地使用为核心，通过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对城乡发展资源进行空间配置并使之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过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研究成果(22VHQ009)

【作者简介】

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主任。archcity@scut.edu.cn

李欣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赵渺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

刘　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

孟　梦，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

莫浙娟，通信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arzjmo@scu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