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区域的发展是驱动中国整体发展的引擎，进入经济新常态，一些地区发展失速，甚至发展势头较好的地方也对未来产生担忧，在这个形势下，寻找地方新动力尤为重要。

王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是一次次改革开放不断为各个区域注入发展动力，而在“一带一路”这个统筹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下，区域的发展能否激发出新的活力，怎样取得新的动力？为此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辉，他从“一带一路”倡议初提之时就参与国研中心的相关调研和研究。

在他看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中不管点名或没点名的地方都需要找准定位，释放发展的能力与潜力，而不能仅盯着眼前的几个项目。

“一带一路”带来新活力

记者：现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希望“一带一路”能帮助中国寻找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是打造新的增长值，你认为能实现吗？

王辉：我认为“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区域发展的深化和提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也讲到了“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支撑带”的关系，“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带。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我们国研中心的研究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统筹对内对外开放，协调向东向西开放，深化沿线各国经贸、人文、旅游和科技等各个领域合作的新计划，是把古老丝绸之路的精神跟现代的发展理念和开放精神进行融合的东西。

《愿景与行动》提出了新疆、福建两个核心区的概念，可以预见的是，“一带一路”合作会为新疆、福建的区域经济发展注入非常大的活力，两地会找到新的动力，成为新的增长点。还可以看到，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比如中蒙俄经济走廊，这是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深化、提升，因为东北现在问题很严重。

从区域角度看，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框架下，必然会激活内陆地区发展的活力，一些具备了发展条件、资源禀赋比较好、内陆开放型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完全有可能形成新的战略增长极。

从产业层面看，前一段资本市场反应很明显，“一带一路”概念主要是与基础设施投资紧密相关的产业，这些产业有的在国内已经是过剩产能，但并不都是落后产能，有些正好适应了其他国家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实际需要，比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订的236亿美元产能合作项目。现在国内过剩的产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到国外去投资设厂，也会带动一些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

总的来说，无论是区域还是产业层面，“一带一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带来极大的活力，这是一个新的增量，能够成为我们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全局性的重要举措。

“一带一路”促进四大板块融合

记者：这个《愿景与行动》中体现出很清晰的区域发展的思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支撑带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辉：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一带一路”是个对外开放战略，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内部的区域战略，这么讲有一定道理。但是从统筹全局来讲，“一带一路”是一个最高层面的战略，它不仅是促进对外开放的，而且还要在开放的过程中将全国各地的资源重新组合、优化，通过强调协作而形成合力来共同开放。这三个战略是内在统一的，但“一带一路”是最综合的，它统筹的层面最高，涉及的面最广。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四大板块”，它和“一带一路”的联系是什么？以后的区域政策会不会向这种跨区域的方向演化？

王辉：“四大板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我们规划区域发展格局的基础的概念，我觉得至少还会存在十年左右。因为东中西部的发展类型、特点决定了某一区域发展有共性，制定区域政策就应该有大体的归类，但是应该看到区域政策现在的发展方向是更加精细化、差别化。

从客观来说，即使是中西部地区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我们看到最近一轮的经济增长当中，最好的地方在中西部，最差的也在中西部，说明中西部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国内国际的市场环境，对这些地方的发展路径影响也很大，所以未来我们的区域政策一定会在“四大板块”基础上更加精细化。

“四大板块”的概念以后也会越来越模糊，因为我们在采取的一些大范围的区域合作战略把它淡化了。比如现在的长三角不光是江浙沪，还包括安徽，以后安徽算是中部还是算沿海？至少它靠近江苏、浙江的部分地区东部特征更明显。陇海兰新线上，说西安是西部，它在交通物流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跟郑州的这种中部特征越来越趋同。

未来各个地区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等，形成新的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四大板块”十到十五年之后就不是那么清晰了，但是现阶段它仍然是指导我们区域发展的一个有利政策。

“一带一路”通过大范围的统筹协调，让各个板块的优势更加凸显，发挥更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它们之间的交叉融合，这是一个做乘法的过程。

中西部自贸区可期

记者：就是现在自贸试验区怎么跟“一带一路”对接？

王辉：现在四个主要的自贸区都是在东部，这就涉及东部地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怎么发挥自己的功能跟作用。

东部现在讲率先发展，因为东部已经融入全球分工，而且在产业升级、转型方面走在了前列。下一步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当中，就是要统筹向东向西开放，我们不能只是单向的向东开放，也要向西开放，在这个过程里东部地区包括这些自贸区可以发挥几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就是要把好的东西通过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引进来，比如高水平的技术、管理经验、商业模式等。

第二就是要起到管理模式的输出作用。我们去新疆调研，霍尔果斯有边境合作试验区，很多管理人才就是从连云港引进的，他们对这种高水平的对外经贸人才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第三就是，自贸区更大程度上的对外开放，也为西部地区能够更好的利用东部平台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思路来看，成熟之后逐渐向内陆拓展，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地方一定也会有相应的自贸区。

记者：现在中西部很多地区都在申报第三批自贸区，有西安、郑州、武汉等。

王辉：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有一拼，从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来看，西部要多得多。但是切忌“一窝蜂”，因为有些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建设并不是很理想，主要还是它不具备条件，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程度还不够，你把帽子给了，没有实质的东西去支撑，这是内陆地区需要注意的。当然，适度的超前可以拉动它的发展，但是过度的超前由此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热”，不能产生预期的回报，这也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

产业转移将发生质变

记者：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会出现什么新变化？

王辉：总体上，随着“一带一路”向西开放，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规模、力度、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而且在理念上会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原来东部的产业转移，是受制于东部的要素成本上升，东部承受不下去了，才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以较低的成本延续生产，然后战略方向还是向东部出口。但是，未来这种产业转移会发生变化。

第一个是就地消费，因为中西部地区随着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它的消费能力也在增长，比如纺织、食品、制造产业，中西部地区本身就是重要的消费市场，生产地跟目标市场距离拉近了，物流成本也降低了。

第二个跟“一带一路”关系密切，原来产业转移到内地以后，还要向东运输，只不过劳动要素降低的成本足以抵消物流成本，现在比如在兰州或乌鲁木齐生产后，不是再把产品拉回东部，而是要向西出口，目标市场的方向改变了。

从这一战略方向上考虑专业转移，我觉得一些面向当地市场或者是“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产业转移类型会更多。比如一些适合中亚地区的装备制造业、能源化工、资源密集型产业，都可以结合向西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需要而转移的，这可能跟原来仅仅出于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变化的转移不一样。

记者：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王辉：对。当然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是取决于市场开发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对这些企业向西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撑。

记者：你认为在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辉：个人观点，国内应该借“一带一路”的契机，将地方自主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式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释放出来。每个城市、每个区域，都要找准定位，了解自己的短板有针对性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更加开放，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如何能够满足国际竞争的需要，如何能够促进区域协同，这是苦练内功的概念。重点绝对不在于建起几条铁路、几个机场，或者有哪几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