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连续4年多的经济下行风险，我建议国家下决心推进小城镇为指向的新型城镇化，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6年里，建设好5000个县城和重点镇，解决饮水安全、道路硬化、垃圾处理和生活能源自给等问题，在全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格局。

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增长动力，从农民、农业和农村找到突破口，需要打破惰性思维，克服本领恐慌。

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但让我深感忧虑的是，在政策、资金和项目资源的使用上，有关部门的习惯性思维依然是铺大摊子，优先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群”“经济带”倾斜；省一级也是照葫芦画瓢，优先向省会城市和本省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倾斜。对于小城镇的政策设计，从上到下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经常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事实上，我国91%的国土面积、73%的人口在县域，老祖宗早就告诫“郡县治则天下安”。

对于小城镇为指向的新型城镇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很多官员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应对，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批评说，“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从世界格局来看，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倒逼我国经济增长的力量从国外转向国内，从城市转向农村。客观地看，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

我在浙江、江苏和广东这些相对发达地区看到，引进一个品牌企业、一所知名学校、一家特色医院，或者建设一个特色市场，就可以把小城镇搞得有声有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小城镇的道路、桥梁和房屋建设能够消化过剩产能，直接拉动水泥、钢材、建筑、装潢、冶金和机电等行业；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小城镇能够引领现代生活，改变量入为出的传统观念，现代家具、电器、互联网乃至汽车进入农民家庭，实实在在地促进农村消费上一个新台阶。

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增长动力，从农民、农业和农村找到突破口，需要边破边立，着手制度设计，尊重基层经验

我国现有建制镇总数1.9万多个，与国家经济总量提升、社会事业发展和综合实力增强息息相关，是城乡和工农连接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神经末梢和服务载体。我建议牵住这个“牛鼻子”，从几件大事入手，先打破眼下僵局，再循序作出自上而下、以难带易的顶层制度设计。

第一件大事是协调扶持政策。中央和省里现在都有支持小城镇的积极性，但大多集中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畏难情绪。各部委的扶持配套政策协调性不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一直形不成协调联动的合力。

第二件大事是提高规划水平。小城镇规划水平不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目标定位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省、市、县、镇各级规划不衔接。有的规划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有的规划可操作性不足，缺少有效实施手段。

第三件大事是充实地方财力。从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省对市、县（市、区）两级的财政分配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大部分县（市、区）财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省实施的县城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环境建设项目，一般都会要求地方财政配套投入，造成地方财政风险偏大，社会资源利用不足。

第四件大事是支持改革试验。乡镇传统管理模式涉及行业较广、部门较多，与市场经济不匹配，很多制度性难题有待突破。正在摸索中的乡镇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减免，在目前还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很难适应改革所带来的资金来源变化，很难适应人、才、物管理模式的变化。

第五件大事是形成增长机制。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改制为民营企业，就地消化农业转移人口的传统模式发生了变化，通过乡镇政府办企业、以工哺农、以工兴镇的机制已经衰退，但新的增长机制并没有同步形成，产业同构的问题比较普遍。

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增长动力，关联度高、影响面大，是一个大棋局。走对了，整个国家就可以走上由内需主导的新常态增长轨道，处变不惊地应对各种突发性国际风险和国内挑战。我相信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30年甚至50年，这都是可以培育的空间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