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六大重点任务，要求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关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根治城市病开出什么药方？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十分引人关注。会议由“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体现了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从中央层面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计，对城市规划、住房政策、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好了蓝图，意义重大。

在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的当下，各种城市病爆发，但城市的管理方式却并没有“与时俱进”，比如在解决住房、道路拥堵、外来人口入户及相关公共服务、环境污染、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间互联互通等问题方面，很多地方反应滞后，应对措施简单、粗放。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还要进一步提高，如果城市不能很好地化解当前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就会大打折扣。

对此，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诸多针对性的举措，其中放在首位的是要尊重城市发展自身的规律，比如在人口和建设用地的匹配方面存在突出的矛盾，需要改革。再就是统筹管理，这包含多层次的内容，包括在空间、规模、产业，在规划、建设、管理，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个方面，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系统性、宜居性。

与过去单纯停留在对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争论不同，会议特别提到了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进行空间布局，并且要求加强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根治城市病开出什么药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秀山作出了评论。

经济之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会议的名称也由37年前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意味着什么？

陈秀山：这意味着中央把城市工作、城市经济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变相适应的，我们主要的经济支撑空间载体已经转向了城市。

经济之声：这次会议已经定下了基调：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城市宜居性、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未来城市里老百姓的生活将发生哪些改变？

陈秀山：中国的城市化率会不断提高，城市建设还会进一步加强，直接受益的当然就是原有的城市居民和新进居民。这一次的城市工作会议有双重任务，一个是城市化率的提升以及城市建设、城市群的规划，另一个就是对已建成的城市加强管理，建设更宜居宜业的空间生态，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解决。

关于这个话题，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也作出了分析评论：

经济之声：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有业内人士说，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很多大城市有明显的大城市病，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根治城市病开出什么药方？

石磊：城市病在各个不同地区出现的情形、严重的程度都不一样，尤其是特大城市中，这种情况早就出现了。出现这种现象，首先就是由于特大型城市要素过度密集，导致公共品供应不足，城市管理跟不上。今后要真正解决这些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是针对公共管理体系的改善，包括公共品的配置。在一些已经初步出现，但情况不是太严重的城市，现在就必须未雨绸缪。而对于那些小城镇，要增加他们的就业发展机会，增加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品的提供方式。这样就能使得全国各个不同层次的城市相对均匀的分布压力。

经济之声：未来要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石磊：从要素聚集来说，如果要素过于分散，为少数人提供大规模的住建设施，显然成本太高，国家不适合这样做。而要素相对聚集又可能导致前面提到的城市病。过于聚集导致要素回报率下降，比如资本过于聚集，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过于聚集，劳动工资率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把生产、生活和生态相结合。

经济之声：中央提出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要怎样理解“农民工市民化”？这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何影响？

石磊：市民化不等于户籍化。户籍涉及到种种客观问题，比如安全治理的问题和原有社保、医保体制的匹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盲目的把市民化等同于户籍化，可能会给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带来管理上的巨大难题，将来有可能导致这些新增移民的生活质量下降。市民化实际上就是你不是城市户籍，但是你照样生产、生活、发展都在这里。针对这些非户籍的市民，如何改善公平的供给和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是今后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保、环境保护、基本住房、基本就业这六大领域当中，未来五年压力会进一步增大，因为市民化的程度会进一步提高。

经济之声：市民化不能等同于户籍化，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石磊：户籍涉及到比如医保、社保，现在基本上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支付能力、政府投资能力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这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由于长期禀赋条件和发展水平不一样，尤其是存在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别，很难建立一个全国统筹的医保、社保体系。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全部转化为户籍居民可能有些困难。

经济之声：也就是说户籍化是更远、更高级的目标，市民化是初步的目标？

石磊：对，一旦真正把市民层次上的差异问题淡化了，将来户籍就不重要了。如果我们现在暂时把户籍撇开，就是当做平等的市民来对待，使户籍市民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非户籍市民当中也能够解决，以后随着各地区整体的统筹发展，同质化程度的提高，差异性的缩小，那么户籍就变的不重要了，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