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原城市群规划》，涵盖河南、河北、陕西、安徽、山东等5省30个城市，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五大定位，包括经济发展新增长极、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先行区、内陆地区双向开放新高地、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看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不由得让人想起2016年底住建部公布的首批127个特色小镇。与农业部偏重休闲旅游和规模农业的评价标准相比，住建部的评价标准相对而言包容性较高，涵盖了更多“特色”的“款式”。它们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距离超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车程在5小时之内的“度假村式小镇”；距离超一线或新一线城市5小时车程之内的产业镇；大型农业的产业基地，多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退二进三”类旅游目的地。在44个产业镇中，华北占据了13个，几乎是平均地分布在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与《中原城市群规划》提倡发展的华北南部地区遥相呼应。如果将2016年底那场重度雾霾诞生和初步扩散的区域也置于地图之上，则会发现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恰恰就是上面产业镇和百强县密布的平原。

有工业就有雾霾，没工业的地方，都是青山绿水的乡愁。貌似只要没有了工业，也就没有了雾霾，所以无论是中部距离一二线城市近的，面临着逆城市化趋势的东部乡镇，还是西部偏远地区欠发达的农村，不约而同地都采用了“发展休闲旅游抗雾霾”的策略，吸引着那些在城市中希望逃离的人们。然而，它们发展旅游业，对于缓解北方平原地区糟糕的空气而言，并没有什么用。相反，华北和黄淮地区的雾霾，才是它们“差异化发展”的最大利好条件。

笔者有一个来自胶南农村的同事，他家现在养貂，然而貂皮的深加工基地并不在山东（文登是全国最大的养殖基地之一），也不在东北，而是在河北。在省内的产业基地粗加工之后，必须辗转到河北做进一步的加工。人们普遍觉得“都是贫困县”的河北，其实平原地区并不缺乏百强县和产业中心，有些甚至是国家级的产业中心。即使是北京因为新兴市场而变成全球城市，藉金融化而发展之后，华北也还有济南和天津两个新一线城市（青岛地理位置过于边缘），以及石家庄等一系列次级城市支撑着本地市场的发展。毕竟北方从宋朝“黄河向哪流”之争之后即有着更多的地理限制，天然水网不如长江流域，人工河道时时要提防黄河倒灌，晚近时期可依赖的规模市场从史上而言不过北京和天津，也没有武汉、宜昌、重庆这样深入内陆的租界以促进早期的全球化贸易，从“最初设定”的时刻开始就处于劣势，全凭“土老农民”的联产承包，就算走稳了工业化致富的路径，可“谁会记住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北方的产业在全国范围内虽没有创造出浙江般的奇迹，却也一直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当然，在污染问题上，也一直保持着严重的问题。毕竟这里是粮食的主产区之一，受到的关注度远比山区的坝子要高得多。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逐渐退潮，随之而来的是国内范围内经济空间的收缩，表现在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金融化的异军突起之中。后殖民时期金融城市的诞生不是由本地的城市说了算的，而是借由早期殖民时代的全球化的遗产，从顶级的全球城市向新兴市场通过城市网络的扩散而形成的。从东京到北京，它们都承担了将全国的资本金融化的过程。而北京之下的城市网络的扩散，依然依靠的是前人的遗产——上海和广州都是有租界的，青岛、天津、大连也拥有著名的租界。其他则是占有一大片平原，足够一家独大的长沙、西安、武汉、成都、沈阳、南京之类（其中武汉同时也是租界城市）。重庆是个特例，是新一线城市中唯一一个本地市场狭小而在全球化早期几乎全靠水运撑起的金融中心。

在这个国家级的城市网络体系搭建至3级，与欧洲、美国等同尺度区域相比还非常“稀疏”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便超过了50%。在外向型经济并未塑造出产业工人类型而是企业家类型的中产阶级的同时，全球从资本积累型的资本主义变成“金融掠夺型”。“实体经济萎缩”即值得是这样的发展趋势，踏踏实实的资本积累远不如金融化来的“空手套白狼”有效率。浙江的外向型实体经济萎缩，但至少杭州成长成为足以5个小时从全省任意范围可达的全国型次级金融中心；珠三角实体经济萎缩，企业家们至少还可以去广州和深圳买房。它们的路径与1929年的“大萧条”后长三角地区只有上海的外向型服务业一家独大颇为类似，即经济空间的收缩。北方本来城市等级就普遍不高，可承担次级金融中心的大型城市的密度也显然不如苏锡常，也不如“中部崛起”的三个省会。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的时候，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工业化之后，城市替代乡村成为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区域竞争也依赖城市（群）的竞争力。人们无法也不可能转头期盼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还能带来什么奇迹。在缺乏本地市场的1990~2000年代，乡村地区不得不依靠远距离的大型城市，即“异地城市化”。随着城市经济空间拓展的资本积累逐渐超越了物流成本，产业外扩逐渐成为趋势，单一的城市变成了互相联动的城市群，然后变成区域网络，“异地城市化”逐渐被“本地城市化”、“本地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市场选择取代。然而到了2010年代，经济空间的收缩使人们的理性选择范围再次缩窄到了超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城市已经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城市脱离了本地，大步向前，一路超英赶美，而“先上车”的精英们，也率先通过买房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不断污名化着新进入城市中的人。

“弯道超车”，或者转而开拓全新的领域，是后发地区取得优势，而后转型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策略。目前的机遇，是部分“先上车”的精英们厌倦了城市的竞争，以及区域范围内经济空间收缩带来的城市不缩反涨的现状。交通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教育成本等均居高不下，一些人选择向外跑路，一些人则“向内跑路”，跑到经济中心地区的“地理边缘”，享受着城市福利最后的边界，做着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时空压缩的方式与城内相同或者类似的工作，同时那里也是与市中心相比“没有污染、没有竞争”的乌托邦。逆城市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想承接逆城市化者的各种资本以发展自身的，不仅仅是大城市地理空间边缘的地区，还有那些区域经济空间边缘的地区。地理空间越远，便越希望通过“旅游休闲产业”注入发展的原始动力。地理空间上的遥远被包装成“青山绿水”、“乡愁”，经济空间的边缘被包装成“传统文化的遗存”、“原真性”。退步主义一直都以怀旧的方式存在着，乐观的人认为它并不一定引起事实上的退步，而是以一种反抗现状的幻想，最后可以激发替代性产业或者开拓全新领域的机会——也给了很多地区“弯道超车”的机遇。可是机遇是否只能通过最古老的行业们，比如小买卖、餐饮业，以“旅游休闲产业”的说法实现？

主张从旅游休闲产业做起的人们会乐观地认为，它们终究有一天会转型升级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的，比如临潼那些面向全国旅游者的3A级假兵马俑，它们确实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创意产业。悲观的人认为，“三产”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但并不是说一个古老的刚需行业用了先进的技术，就可以摇身一变走在生产力的前沿的。消费性三产所表现的，恰恰是对城市消费的依赖，对经济空间拓展的依赖，与能够积累资本的生产性三产相比，还隔着5次工业革命。没有本地市场，即意味着本地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例如“城里人的口味变了”）。全境旅游化，全境景区化，都是空间从资本的“容器”变成了城市资本生产出的“产品”，是自愿放弃了对本地次级市场的建设。

城市资本一方面重塑着远距离的市场，一方面不断从近处的实体经济中撤退。然而缺乏产业转移的去工业化是危险的，如果无法转移，“保产业”只能从现有的产业强县（镇）做起。西部地区的精英，那些依赖着城市经济网络扩张而非旅游休闲产业“上车”的人们不能容忍“工业”的存在，毕竟工业只是支持自上而下建立的城市经济网络运转的“副产品”，而非城市网络本身的奠基者，于是雾霾只配在“老工业地区”出现。然而出于美好意愿的邻避（not in my backyard）策略，最终还是影响到自己，就像2017年初的雾霾连成都也受到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