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人居实践中的知识生产

虽然人居环境的概念在专业共同体内部，甚至在科学界，乃至在国家层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认同1， 但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人居概念和人居科学内核、学科基质、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显然还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即使在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一时都还很难完全形成共识2。例如，人居环境科学与人居科学的区别是什么，需要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又如，在中文里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科学，而英语中却用科学的复数。其中似乎隐含着科学的中英文含义的不同。在人居科学领域，如何区分中文的科学与英语的科学两个概念，如何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3。

“人居”一词，是英语human settlements 的中译。从字面上看，human settlements 可直译为人类居民点、人类定居点、人类住区，也可理解为人居环境、人类居住地，简称“人居”。在中文中，与此相关的概念其实是聚落、聚居地、聚居点。本文将人居环境理解为人类在地球表面的栖居之地。更加重要的是，人居环境并不是人居的全部含义。对于人居的理解，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是不完全相同的。从现代社会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人居：一是作为供人类活动所用的物质空间环境，二是作为满足人类居住之所需的各种资源，三是作为围绕人类居住建构的体制机制，四是作为人类有意蕴的文化实践。由此实现从人居环境到人居实践的提升。

所谓人居实践，指的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对人居环境进行选择、营建、使用、维护、改造的全过程。人居实践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重要内容。人居环境是人居实践的主要对象，也是最为直接的实践成果。物质意义上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在地球表面构筑的最为普遍、最为宏大的“工程”4。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导致人类所面临的地球表面大环境变化的共同命运，使得人居环境的整体性比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大为增强。

人居实践中可以利用的资源，既包括自然形成的相关物质环境条件，也包括人为的相关劳动成果。人居实践的全过程包括人的组织管理、资源的选择利用、地表空间的具体安排、营造技术路线的确定、施工建设和质量监督、建成环境的分配使用和日常维护等众多环节。更进一步看，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和复杂的，人居实践要为这些提供形式多样的空间场所，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人居实践的内容不仅表现为物质意义上人居环境的设计，还应当包括社会意义上人居行为的引导，以及精神意义上人居文化的创造。

与此同时，人居科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居科学以人居实践过程中的科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为狭义的人居科学即人居环境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为接近真实世界的解释和规范知识。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人居科学需要摆脱应用科学的工具地位，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认真反思将任何一个已有的科学门类作为自己的归宿；二是着力解决自身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非科学的问题。而前者又取决于后者研究的进展情况。

根据现代科学的要求，人居科学需要完成概念的规范化建构。这个过程除了需要明确人居是什么、人居科学是什么性质的科学外，还需要进一步地区分人居实践和人居实践中的知识生产，以及知识生产中的科学研究。人居实践中所生产的知识包含了大量由个体实践获得的常识、由专业实践获得的经验技能，以及由管理实践而获得的治理方面的内容。作为学者的研究必须看到各个方面，分析它们成为科学的可能性和困难所在。从科学哲学的高度，从实践主体的角度，讨论与人居实践中知识生产有关的理论问题，是十分重要而基础性的工作。但是科学哲学研究不可能延伸到一个还没有形成的科学领域，而人居领域由于快速的城市化，无论是规划设计编制，还是政府日常的专业管理，任务都十分繁重。

人是人居实践的主体，我们常用“居者有其屋”来简明地表达人类基本居住需要理想的实现，因此，本文将“居者”作为人居实践的广义主体，居者在实践中生产的知识可以看作是“民间人居学”，或者称为“人居常识”。居者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受过职业的教育和培训，统称为“专家”，他们能够提供专业服务。我们将这种专业实践中生产的知识称为“技艺知识”。由于人居实践的复杂性，基本上都属于群体行为，往往离不开管理实践。我们将这种情况生产的知识称为“治道知识”，实践的主体统称为“领导”。

本文从人居实践中的知识生产过程入手，分析居者所生产的不同知识，及其与科学知识的关系，希望能够为提高人居研究领域知识生产的科学化水平作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准备（图1）。

▲ 图1 | 人居实践中的知识生产与科学化

2.居者的空间需要

2.1  知识生产中的居者

人类为了生存而营建居住环境，为了发展而改善居住条件，“居”可以看作是“人”内在需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人居环境研究与人居实践研究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从物质环境入手，后者从人的需要入手。人居实践研究将人居的物质环境作为资源利用方式的体现，又将资源利用的方式作为决策机制的体现，而这个机制反映的是社会对于人的需要优先权的认识。这个过程是有意味的文化实践。为了对人居知识进行区分，我们先对居者的需要进行分析。

所谓居者，即通过空间场所满足其需要的人，是最为宽泛的人居实践主体。用居者，而不用人民、公众、群众，主要是为了体现作为人的广泛性。居者是人还没有进行社会分类的情况，用来区别人的其他社会角色，例如，学者、领导、专家，经济人、政治人、自然人、社会人，工农商学兵政党，等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居者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需要占据空间场所的各种内容，例如，坐在高铁上的旅客，对于列车来讲，仍然可以看作是特殊状态的居者；而铁路对于其周围环境，也可以看作是居者；列车对于车站、车站对于城市、城市对于区域，等等，都可以作为居者来思考。推而广之，自然的植物、动物，各类人工物品等，对于地表空间都是居者。居者所需要的空间如何安排，构成人居实践的关键。

2.2  居者的需要

“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语道出了住房可以满足居者的两种不同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居者的需要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由于各方面条件不同，居者对于自身需要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换言之，不同的居者、同一居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在不同的空间状态下，表现出不同的居住需要，居者有努力实现其需要的“自由”。问题在于，从科学角度看，这些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居者对于空间场所的基本需要和增补需要5。

最初，人对空间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躲避风雨和方便获取更多的食物。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的人类祖先，使用着粗笨的工具，只有团结一致，同自然奋争，才能生存。正是在不断追求客观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工具逐步改进，生产力不断进步，游牧生活变为农耕生活，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营建能力也不断提高，人类居民点逐步壮大，人的需要日益增长。随着劳动中工具的使用，特别是交通工具的发明，人的空间欲望得到满足和膨胀。“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就是简明的空间欲望诉求，旅游和外层空间的开发都可以看作人类空间欲望膨胀的结果。

可是，个人的一生能够到达的地方和占有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寻求替代的可能性一直是人类的另一种追求。于是，就产生了空间欲望的不同替代方式，即不依赖整个身体活动而获得的空间体验。例如，在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人们通过神话中“顺风耳、千里眼”的传说表达空间欲望。后来，人类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向着更大和更小的空间拓展。目前，人们开发了各种视听设备和产品，以满足感觉器官的需要，使人能在一处得到他处的体验。进一步地，语言的使用使个人能够了解其他人的体验，各种不能到达和理解的空间以故事的形式得以实现。人类对于空间的需要分为实体的和虚拟的两种体验。西方已有大学开设“影视中的建筑”专业，研究视听产品中的建筑空间。

2.3  增补需要

理解增补需要，涉及人的需要的分类。对人的需要进行分类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的需要涉及其主观感受，而主观感受属于人的心理。人的心理不仅涉及从种族发生上讲的长期演化，还涉及个体人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各种经验，最终与深层心理结构建立联系。用简明的方式进行归纳，人的需要可以从起源上分为天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从对象上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体现在满足天然性需要上，人通过社会生产劳动，自己生产满足需要的对象，而动物只能依靠自然形成的天然物质来满足需要。

人的需要不仅受到生物需求的制约，也受到社会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制约。可见，人的天然性需要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甚至有些情况下难以区分人的需要究竟是天然产生的还是社会人为增加的。关于需要的解释，可以分为生物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辩证唯物论。生物决定论把人的需要简单地归结为人的本能活动，社会决定论把人的需要看作一种社会环境的投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人的需要产生于人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和积极的活动中。

所谓增补需要，简单讲就是“非生存的需要”，是为生活得更加美好所形成的需要。增补需要多属于社会性需要、精神需要，属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需要，细分还包括对知识、文艺、道德、信念等的热爱，也包括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后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上述这些需要与动物性的天然需求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是人在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条件和政治制度，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民族和地方风俗下的人们，对于增补需要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有时甚至会产生尖锐的冲突，直到表现为流血的战争。

增补需要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学习知识和技能是必要条件。这里，除了动物意义为了获得生存能力进行的模仿和练习，学习泛指为了使人成其为人而进行的各项活动。学习与教育不可分。尽管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作为提供教育条件的学校，广义讲，用于学习的空间，是文明的社会必须考虑的刚性需求。再如，由于人通过社会劳动生产满足需要的对象，因此劳动空间可以看作是必须条件。工作实际上是人们根据社会分工互相帮助，通过为他人做事，以换取自己生存的条件。从生理需要看，学习、工作也是释放多余能量的需要，是保持健康的需要。工作可以分为满足基本需求的劳动和释放能量的劳动，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但是不论何种情况的工作，空间条件都是基本的，必须考虑劳动者本身的空间要求，以及人在日常生活规律范围内和特定交通工具条件下的可达性。

3.增补需要的表现形式

3.1  色彩的启示

就生命现象的本质而言，一个人在满足了呼吸、吃喝拉撒、保温、睡眠等生理需要后，产生了一定的体力、脑力和精力，需要释放，以保持健康循环的状态。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能力较强的人而言，在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劳动之后，还有大量潜能。如何挖掘和平衡这些潜能，是人生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高层次需要的实现途径问题。简要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参照当今社会所谓精英或者成功人士的生存状态，本人用色彩原理6对增补需要作说明。

红色象征“控制”的欲望。人们认识到生活得更好必须依赖于群体，有了群体的分工合作，就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得利，这就要求人们组织起来，得到有效控制。控制的欲望，是生存意志的另一种基本的表现方式，集中表现为喜欢“支配”。这种欲望强烈的人或人在这种欲望强烈的状态下，往往愿意通过从事组织工作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群体生活中表现为乐意掌权，对他人发号施令。这样一种状态的人，可以抽象为“红色的控制者”。组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组织他人，形成团队精神，做出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但是，这一类事业也有纯粹是为了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目的而被异化的。

黄色象征“积累”的欲望。最初或许是人们考虑到要为未来作一些准备，有了这些准备，就可以对付不确定性，做到有备无患，这就促使人们尽可能多地积累。积累的欲望，是生存意志的一种基本的表现方式，集中表现为喜欢使事物“变高、变大、变多”。这种欲望强烈的人，或者说人在这种欲望强烈的状态下，愿意通过财富和金钱等方面的积累表达自己的才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可以抽象为“黄色的积累者”。虽然人的这种状态最为普遍，保持这种状态确实是人类生活之必须，但这种状态有时也不全是为了改善生活，不少人被异化为“金钱的奴隶”或“财富的机器”。

蓝色象征“发现”的欲望。人们在劳动中发现一些规律，如果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避免损失、提高效率，这就驱使人们努力发现规律。发现的欲望，可以说是人类生存意志的一种基本的表现方式，集中表现为喜好“钻研”，乐意弄清事物的本质。这种欲望强烈的人，或者说人在这种欲望强烈的状态下，愿意通过对于自然和社会等不同现象的研究，道出人们不知道的真相，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可以抽象为“蓝色的发现者”。热衷于发现的不同类型人才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不能无视另外一种现象，这种欲望过度强烈的人有时其工作的出发点已不是为人类生活服务，而是被异化为以个人的名利为目的。

3.2  跨界与升华

上述三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人们劳动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产物，是劳动的创造。只要注意观察生活，不难理解这三种状态的普遍存在。如，正在参加竞选的政治家，正在准备投资的企业家，正在从事实验的科学家。又如，正在应试的主持人，正在集邮的学生，正在训练的运动员，都是很典型的实例。如果将上述三种状态分别比喻为红、黄、蓝，那么现实生活中，除了纯粹的单种颜色外，更多的是这三种状态的交替混合，三种动力互为因果。儒商、技术官僚、国企经理，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三种颜色交替混合产生的丰富多彩，远比纯粹的原色更为接近真实的世界7。

物极必反，这三种状态产生的力量，既帮助人们认识真理，有时也成为影响发现真理的因素。当我们对社会生活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还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有一部分精英不能满足于上述三个实现的途径。他们也许是由于这三种欲望过度消耗了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认识到自己有更深的精神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于是，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产生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项：一是从事纯粹的艺术创作，二是从事坚毅的宗教修行，表达了精英放弃世俗欲望、挑战自我的努力。从事艺术创作的，并不一定是艺术家，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对美的追求者；所谓宗教修行，也不单纯是宗教徒所为，可以广义地看作有信仰的人对于内心安稳的追求。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不妨将此两者分别喻为白与黑，它们与红黄蓝三原色一起组合，构成多彩的人本世界。

以上五种增补需要的表达方式，在人居领域的发展历史上都有很好的体现。人居发展的成就能够保存下来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些欲望的物质展示。但是，人居发展方向的偏差，恰恰也往往是因为人类精英们无穷无尽的欲望转换成了奢侈的实体空间环境，他们的自我实现欲望和对于利益的争夺通过实体空间环境得到了极致的体验和展示，从而造成了对普通人居环境的重大影响甚至严重伤害。不论是好是坏，都成了历史，后人往往将此称为传统、风格、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继承和创新，逐步忘记了“回家的路”。

4.增补需要在空间上的异化

4.1  用权成为至高目标

一部人类历史，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精英们对于地表空间控制范围的争夺。军事体现在各种政治体制条件下的区域和城镇的规划建设管理之中，大范围地表空间资源的争夺基本上依靠武力。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了工业革命，为全球范围的空间资源争夺提供了条件。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战争，往往都与土地、通道、资源的实际控制有关，本质上都属于空间资源的分配。学者们以往大多将军事作为人居变迁的背景情况来介绍，没有深刻认识到军事对于人居环境的重大影响。二战后重建的需求是理性主义城市规划的助力。

封建时代的城市广泛使用了权力展示的方式，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地方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中轴结构，并得以长期保持，这表达了统治者对于社会秩序、礼仪、道德等儒家文化的推崇8。由于城市实物和空间的延续性，这些结构目前仍在产生着影响力。而同一阶段的西方城市多放射结构，同样体现了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并展示了征服者的优越感。

在建筑物与建筑群方面也是同样道理。封建时代一个帝王的宫殿，真正用于日常生活的其实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其他的往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力。现存的所谓世界遗产宫殿，北京的故宫、伦敦的白金汉宫、巴黎的凡尔赛宫、圣比德堡的夏宫，等等，无不如此。巴黎凡尔赛宫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修建此宫的起因就是为了展示权力。17 世纪初，法国国王全家还住在沃士什广场“标准的住宅”中。1642 年，当路易十三购买荒地修建行宫时，估计不可能想到后来的事情。路易十四为了证明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太阳王”，用建筑物表达“伟大与浩气”，用石头表现专制政治制度，使凡尔赛宫成了“绝对君权的纪念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丝毫不影响它在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王公贵族们纷纷效仿，重新体现了“罗马帝国以来第一次专制的力量”9。

与公共权力类似，私人权力也会体现在空间场所的分配安排之中。一个私有企业经理的办公空间一般也会比职员的大一些，自治组织乃至家庭内部都是如此。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大多认为，空间从本质上根本不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科学对象，空间一直被各式各样的历史和自然的力量在改变和重建，这本身是一个政治过程。问题在于，将空间完全作为政治运作的对象，导致人居实践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各种集权的状态下，这一点表现最为明显。

4.2  谋利成为至高目标

谈人居所需要的空间，不可能避开利益问题，这是常识。不论是在什么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情况下，人们利用空间谋利都是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利益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使人们认识到依靠武力建立规则的方式并非最佳，武力毕竟让大多数人感到厌恶，于是，依靠金钱控制社会的办法受到普遍欢迎。在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同时，市场经济方式成为人们分配资源的首选。空间的使用价值演变成了交换价值，这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以及“非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10。

当把空间作为资源和一种谋利的手段时，要认识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采用狭义的定义，经营土地及其有关的空间资源仍是最大的财富积累途径。在市场经济下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表现出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由于城市土地上所凝聚的生产者的必要劳动更多，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其发展变化更快，于是，这笔财富就存在更快地增值的潜在机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中地财政“分灶吃饭”后，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利用了这一点，积极“经营城市”，做大土地财政，通过卖地增加收入。将土地作为空间资源谋利，由于依据不完全是真实的居住需求，必然随市场和政府政策而大起大落11。

在住房层次上，利用空间场所谋利的情况更为普遍。由于住房与所有家庭的日常生活质量有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土地的增值往往是通过地面物质环境的改善而兑现，住房利益的分配方式同时也是土地利益实现的主要方式。近年来，各种渠道所暴露的住房投机、住房腐败的案例令人发指。“房叔”、“房嫂”个人拥有几十套住宅，显然不是用来居住的。前几年，还有所谓“炒房团”，一进入某个城市，能够呼风唤雨。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是通过货币与商品谋利，所以土地和住宅转换成了货币形式。然而，空间作为积累的方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封建社会更多地将土地和实物本身作为利益，分封给功臣或社会竞争的优胜者。这时候的土地和实物表面上看，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但它们远远超出了实际的居住需要，成为财富积累的象征。通过人居空间谋取更大的利益是普遍现象。但是，如果将空间只作为谋利手段，就成了空间的异化。

4.3  扬名成为至高目标

在地表空间资源分配上，金钱的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正是市场失灵的产物。这种情况下，知识的作用上升到与武力和金钱同样的地位，真正成为改进空间资源分配的力量1。与地表空间安排有关的学科，特别是城乡规划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的工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在人居物质环境特别是城市这个巨大的人工创造物上，精英们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即通过空间场所扬名。

经常被人们所批评的政绩工程就是一例。与强调“谁说了算”不同，政绩工程看重的是“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历史上确实有大量重大的工程给所在地区的人们造福，有的福泽绵延至今。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这类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工程体现了建造者的政绩，但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政绩工程。政绩工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真正解决人居环境问题，而是为了在自己任期内快速做出能让人们特别是决定其前途命运的领导看得到的成绩，这样的工程也许并无多大的实用功能，从长远看，甚至是没有必要的。

学术界往往更加看重名誉，这同样具有两面性。我们十分熟悉的理想城市模型就是一例。不少模型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居住问题。城市作为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居住地，当然是让人向往的。于是，有人将希望寄托在人们都能生活在这样的“理想的城市”里，并将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各种城市模式，从圆形的到方形的，从带状的到扇形的，再加以各种叠加组合，普遍都存在将自己研究的内容放大到更大范围居住地的做法。如果不明确所考虑的因素和条件，几乎让人觉得是“拓朴构图游戏”。

例如，塔弗于1963 提出了“理想城市模式”，将CBD、中心边缘区、中间带、外缘带、近郊区的层次关系理想化。在这个模式中，CBD 获得了中世纪城市教堂的地位。由此联想到马塔的“带状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还有柯布西埃的“阳光城市”、赖特的“广亩城市”，等等。将城市模型作为人类社会理想形态的体现，如果只是设想或者作为某种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尝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这些城市构想作为科学研究所发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模式，将城市模型的解释作用转变为规范功能，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

4.4  秀美成为至高目标

建筑是最大的“器具”工艺，其艺术化程度取决于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对于与物质功能高度相关的部分，可以利用材料、结构、地形、植物等手段配合创造美感，还可以通过尺度、光线、色彩、开合、形体等相互关系的处理，给人以安全、舒适的“审美感受”。如果建筑的精神性与物质性距离稍远，需要进一步根据形式美的规律对建筑物及周围环境进行纯形式处理。更高层次的建筑，其精神性与物质性更远。要求创造出符合建筑性质的环境气氛，进而表现一种情感，一种思想，增强表现力和感染力1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建筑中遇到的问题适用于城市乃至整个人居环境。众所周知，建筑创作一直包含审美训练，建筑设计简化为技术加艺术。理性的建筑和浪漫的建筑是互相结合的，但建筑设计原则中美观始终放在实用和经济或实用和坚固的后面。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技术能力的提高，空间尺度增大，使得前面两条原则要求不再像早期那么难以实现。于是，重视视觉刺激的建筑受到普遍的欢迎。从巴洛克、洛可可艺术广泛流行，到当今的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形式之风，屡禁不止。

诗意地栖居是许多文化人的梦想。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文化传统中都有诗性的成分。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智慧讲究“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古希腊所代表的西方传统中也同时具有太阳神阿波罗式的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式思维方式。前者讲究的是秩序、平衡和纪律，而后者希望体现喜悦、热情和勇敢。城市艺术，由于尺度更大，实际更加难以把握。在城市规划中，通过有意图的布局表达所希望达到的艺术效果，通过与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创造出反映一个地区特点的城市整体形象，表达集体的审美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在现代新城布局中机械地套用古代城市的布局形式，就成了问题。

进一步地，随着城市化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发展，居民远离了乡村人居接近自然的环境，对于城市人工美的追求更加放纵。拉斯维加斯把黑夜里的街道搞成白昼，街上的旅客可以在夜里欣赏蓝天白云。迪拜在大夏天背景下建设了溜冰场，提供各种运动冬装服务。楼房的高度、广场的宽度、夜景的亮度，在许多地方成为美的表现。审美是主观感受，而人居环境是大众生活在其中的。人居环境中对于美的追求，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需要论述的问题。问题是将美观放到最重要的地位，甚至只考虑美观，而轻视基本功能和安全性、经济性，而且美观的标准是极少数人的甚至个人的，就成了异化。

4.5  求安成为至高目标

人类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由于人工环境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环境而存在，所以处理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最初的人类，由于技能欠发达，建设过程中普遍遵循顺应自然的观念。在早期人类实践中，群体的基本关怀是“反对混乱、无意义和破坏团结”。人们求得心安的办法是每天、每年回到生活的原点，使人类生活保持在原来的“相同的熟悉的地方”14。下班回家、过节回老家其实就是这个模式的延续。定居农业文明较其他文明更长久地维持了早期人类生活形成的心理状态。人们在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环境中，甚至直接在自然环境中，专心致志的单一劳动，过简单的日常生活，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人们普遍没有更多的奢望，缺乏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欲望。另外，以亲情为基础、同乡情为补充的熟人社会，带来了日常的相互保护和安全感，但是心理上独立的人格普遍缺乏。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逐步了解，就认为可以征服自然。许多情况下将自然从依靠对象、模仿对象改作为规划对象、设计对象。在不少情况下，人类脆弱的心灵已将部分异化的信仰作为人本的一部分，而且还无法消除。朱文一在他建构的城市设计理论中，将人的意识中的“路径空间”作为“个体性的感情的渲泻”，体现为“一条条线型的、带有强烈指向性的和连续性的属性”，将其对应到宗教符号15。历史和现状都有大量这方面的实例。建造“通天塔”，如果是技术能力的展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真的认为一个城市就是需要依靠它的建设才能竞争获胜，就成了问题。与神明沟通的“精神空间”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将它作为全部，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就会动摇。

人类对于宇宙、地表物质、生命、社会、聚居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某种连贯的意识活动，影响到人居环境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了高级宗教的自然界崇拜、人本身崇拜和绝对实在崇拜等信仰形式，基本上都可以在对人居空间的解释中找到对应的影子。文化人类学和分析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形态各异的表象之中，存在着所谓的城市的深层结构和原始模型。凯文· 林奇认为，至今仍有影响的城市原型有三个，即宇宙原型、机器原型、有机体原型，从设计哲学上分别对应于神秘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其中，宇宙原型体现了一种超自然的创造世界的理念。作为在人日常活动的尺度上进行时空分割的人居实践，打上了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过程中各种成就和错误的印记。

总体而言，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了解非常有限，就认为自己的感悟是真实的。对科学技术进步和对“超自然”安排的接纳，个体心灵的某个层面以“神的身份”出现，逐步失去了对于自然的敬畏。由于人类对时空的无限性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就只好以自己为中心。自我中心成了生命的必要条件，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和道德的错误16。推而广之，人类的这个特点在话语权上表现为各种文化中心论和学科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建立或皈依某种信仰与共同体，求得心安，是人类克服自身弱点的一种努力。问题在于，当求安成为至高目标时，这种努力成了绝对的唯一的知识来源，人类就落入了愚昧的深渊。

5.人居知识的扩展与科学化问题

5.1  人居知识的工具性质

传统建筑学定位于“技术加艺术”。与技术有关的知识属于应用科学的范畴，也可直接称为技术科学17。技术科学是以基础科学（实际上是各种学科知识）为指导，以技术客体为认识目标的科学。而艺术有关的知识生产属于美学研究，我们也可以将美学知识纳入到技术科学考虑的范围，形成建筑美学、工艺美学。在古代，艺术与技艺是密切相关的。英语中通常将科学（sciences）、艺术（arts）和人文（humanities）作为三个大的知识类别。广义的艺术（arts） 一般指“与天然相对的人工创造”或“人类对于自然之物的加工”，建筑学涉及的艺术只是一种狭义的艺术（fine arts），即造型艺术，又称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历史地看，各种类型的技艺知识的生产一直在追求真理还是充当工具之间徘徊。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可以解释为，充当工具相对比较容易在社会上立足。

我们还可以将建筑学重点放在设计过程而不是建筑物本身，这样一来，建筑研究变为设计研究，更准确地讲，是建筑设计研究，研究的对象就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而是创造物质产品的过程。这就涉及思维的性质和规律，以及设计思维本身有什么特点和规律。从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开启的各种脑科学研究，到根据信息加工过程而进行的认知领域的研究，思维研究的目的提高到知识生产、智力开发、智慧培育等层次。广义讲，思维研究完全可以形成自身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观察思维，应该接近了人类认知的极限。

广义建筑学将建筑研究扩大到聚居领域，不再满足于单体建筑的独自展示。人类早期的建筑活动确实是为人的聚居需要而产生的，这一点，凭常识就可以做出判断。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工匠（工程师、建筑师）逐步职业化，可以凭其技术加艺术的才华，在权力和财富的护佑下展示成功者的风采。与动物一样，人类每个自然意义上的个体，总是受到生命形式的局限。认知能力的提高，使人懂得了互相合作、细化分工的重要性。逐步地，人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背景下，工匠职业继续走向工具化，因为只有服务于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职业工匠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城市和工程建设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建筑师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需要同步增长，但这客观上是难以做到的，于是，分工越来越细。实际上，广义建筑学是向真实人居实践的回归。

5.2  应用科学知识

专业知识成为从业的基础。只是由于科学的发展使之成为有用的工具，科学又成为从业利用的对象。应用科学与技术科学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只是应用科学的目的性更强。应用科学既可以看作是自然科学等基础科学的应用，也可以看作是技术科学的应用。在当代，应用科学更多地表现为工程，所以也有学者明确将科学技术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三个层次。

应用地理学成为更大空间范围规划设计的理论来源。然而，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式，虽然各自适合部分的城市，但几乎包括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各种形态。从伯吉斯的同心圆、霍依特的扇形，到哈里斯的多核心、迪肯森的三地带，再到麦吉的殖民化城市模式、洛斯乌姆的区域城市模式、穆勒的大都市结构模式，无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模式，还是中国学者应用西方式的思想提出的中国城市空间增长模式，都只有解释功能。既然各式各样的空间结构模式都存在，也基本上失去了对于一个具体城市进行规范的意义。

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人居知识提供了新的来源。经济学成为显学后，其知识大量介入人居研究。事实上，普遍性的人居现象基本上都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例如：住房的生产与供应、分配与消费。与经济有关的各个学科，如金融学、财政管理等成为影响人居变迁的重要因素。房地产开发商不可能将自己投资所建设的项目作为一个仅供居民使用的公益，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之需要，也会采取大规模开发土地和大搞基本建设的措施。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回报，投资就会出现问题。政治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权力的认识提高到理性水平。复杂的权力结构制约着空间秩序的形成。“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为巨大对抗的场所”18。权力是对一部分利益实行控制（直接或间接）的能力，掌握了空间资源，控制社会的能力就大为增加了。治理能力培养，也从日常的经验积累成为可以教授的知识。

5.3  科学化的关键问题

今天我们谈论的科学是直到19世纪才有的概念19。此前的科学家们被称作自然哲学家，他们从事的工作或属于自然哲学的研究，或从属于工艺。因此，科学的传统有两个来源：一是人类系统理解所存在的世界的方式，试图通过思索解开自身的困惑；另一是人类为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提高自己制造、使用、改进工具的技艺和能力。现在，人们通常将前者称为哲学家传统，将后者称为工匠传统20。工匠传统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某个特定领域的“工匠传统”能否产生出科学却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某个科学门类的发展，如果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于认知对象，即“真”是什么的问题，出现分歧，必然导致认识论方面出现争议，即对于“什么是真理”产生不同的看法。随之，方法论上不能形成共识，落入到“什么都行”的后现代相对主义之中。相关的知识只能形成一个“共同名称下的集合体”。因此，必须首先理清人居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内容是什么，如果只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依靠传统学科的发展是否能够解决，如果能够解决，就没有必要提出人居科学了。换言之，这些问题如果只需要常识、技艺和应用科学就能够解决，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传统建筑学一直将学习和研究建筑的过程作为技艺训练，理论确实是无足轻重的补充。从最初重视形体构图，到后来重视空间处理，设计中形式之学落空，又试图以格式塔心理学进行弥补，未能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于是，从设计实践中和作品分析中，走入“图像思维”的领域，难以用符合逻辑可以传播的文字理论来概括，只能又回到经验积累的领域，即“工匠方法”21。考虑到这个特点，可以用技艺作为对扩大了形体对象范围的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城市设计等传统学科知识的归纳。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融贯综合研究也存在风险，因为它在具体操作中有可能被研究者用“机会主义的方式”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结果有可能并非真正地以问题为导向，而是以预期结论为导向，出现所谓“射击完了再画靶心”的现象。

科学的本质不仅是要发展专业，而是要追求真理。科学的严谨性要求生产的知识从“拿来主义”进入到“原创领域”。只有进入到这个领域，才能与基础科学建立关系，否则，至多是应用科学而已。当然，应用科学也很重要，就业机会好，解决实际问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但是，如果只有应用科学的内容，甚至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那就不可能有基础理论创新，不可能达到科学前沿。为了摆脱应用科学的地位，理论工作者早已提出了“向权力诉说真理”的号召。于是，什么是真、什么是真理、我们是否掌握了真理，构成理论上必须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6.人居科学的理论内核

6.1  人类个体的空间尺度

人类个体空间需要的客观性是人居科学的基础。让我们从观察人的一生开始讨论。在试管婴儿出现之前，每个人最初的成长空间是母亲的子宫。子宫是自然形成的环境。子宫的尺度与单胞胎联系，双胞胎和多胞胎概率就不断递减。剪断脐带、离开母体后，人的第一个“人工环境”是襁褓，其主要目的是保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所以材料的使用和尺寸即使在不同人种的情况下也没有多大差别，即使有些文化宗教意义上的要求，那也往往只在色彩和处理程序上有所不同。离开襁褓后，进入摇篮，人为程度不断增强。木制的、塑料的、金属的，各种形状和风格的，然而，无论如何，摇篮的尺度、质感、安全要求基本一样。

体格人类学研究表明，成熟的女人和男人的身材都有一定的范围。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不同阶段也有身高和体重的正常标准，超出之后就称为“变态”。常识告诉我们，符合个体人的空间（时间）尺度是自然的，不符合个体人的尺度是不自然的。于是，人为的安排就有两种可能性，符合自然的和不符合自然的。当然，所谓符合和不符合本身也是人的认识，如果被证实为符合自然，就得以在自然界长期存在，或者说与自然生命同步。观察人的一生，不难看到，个体人的基本需要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是社会名流，还是普通百姓，也不论一生中经历了多少风雨，或者一帆风顺，从整体看，都是从摇篮（床）到房间，从住宅到聚落，从家乡到他乡，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衰老之后，再逐步地缩小范围，直到生命结束、个体消失。

6.2  基本空间需要的保障

居者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其根本性在于个体人基本空间需要的度量。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以及与此相应的空间环境条件。天然的生存需要就是“刚需”（刚性需要）。呼吸是人的第一需要，在日常用语中，将停止呼吸作为死亡的代名词。从这一点看，人居环境对于空气质量的要求实际上超过任何其他方面。建筑物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通风。城市绿化的重要性，不单纯是为了美化环境，还是为了空气的净化。保障宜居的空气质量，是最重要的人居科学问题。但是，因为这个需要的满足完全是由自然界提供的，随手可得，反而常常被人们忽略。然而，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空气污染事件，目前仍在继续上演。

吃喝是人的另一基本需求，在进行任何超过进食时间间隔的活动中，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因此，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是宜居环境必须考虑的“刚需”。住宅的厨房、社区的餐馆，都是建筑设计和规划管理的难点。城市菜市场设点、基本农田保护、蔬菜基地建设和供应通道，对于人居环境都是十分重要的。城市与乡村水源的保护、燃料的供应，都必须作为定量的强制性内容。接下来是睡眠，对于普通人来讲，超过昼夜的活动必须考虑睡觉的地方。需要研究不同人的休息习惯，提供可选择的方式。但基本的无非是噪声、光线控制，合适的空间大小和家具摆设。

保暖因不同时间和地点变化较大，提供的途径相对较多，没有上述需要来得致命。但是对于特定的个体也是随时随地必须考虑的。太冷和过热的地方，人都不能生存。随着技术进步，空调、供暖也逐步成为基本设备。最近，北方地区的采暖由于燃料由煤改为天然气而导致供应紧张，差点演化为社会问题。排污场所的设置和垃圾的处理是现代文明社会提出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重视不够。作为人口密集的城市，设置公共厕所、垃圾站，控制污染源是十分重要的。近两年的“厕所革命”说明我国的风景旅游区管理部门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刚性需要，都是凭常识就可以理解的，是对于保障个体健康必不可少的。

7.人居科学的理论假设

7.1  群体中的个体空间都可以量化

联合国提出了“人人享有适当住处”的口号，受到各成员国的普遍欢迎，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其中的关键是“适当”，我们如何区分适当与不适当。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求解：一是伦理的角度。人居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更多人基本的需要，而不是只满足少数人的需要。于是，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就成为“适当”的需要。二是科学的角度。必须承认，人类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居住需要，只不过被各种主观的、贪婪的欲望掩盖了。因此，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能力区分刚性内容的基本需要和弹性内容的增补需要，而不能满足于对绝大多数人的居住现状所进行的分析归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科学研究来落实。

不少学者以公共事务和人的社会性否定个体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不成立的。当介绍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城市一个社区情况时，最基本的数据就是人口数量。人的各种社会组织，无论其性质、类型、规模有多么不同，都必然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人的各项社会活动，无论其规模、类型和性质有多么不同，也都必然是由单个的人参与的。因此，不论人的社会生活多么复杂，不同人对于空间的理解多么复杂，从个体人的角度看人类的生活空间需求，仍旧是最为基本的。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对参加活动的人数或组织规模进行预测和统计。个体人需要互相交际，才有了各种聚会场所；个体人需要交换产品，才有了各类集市；教育、体育、卫生，等等，各种社会活动和组织，都需要一定的空间作为支撑，都需要知道什么样的空间才是符合科学的。

人的行为研究不是人居科学的主要内容，但人的行为所需空间的研究是人居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以家庭生活为例，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取决于职业状况、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文化素养、信仰归属等，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不管他们以什么方式生活，其所需要的空间环境条件必须有人提供，社会所提供的空间环境条件是否满足基本需求必须要有评价标准。这是由家庭中的个人角色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维持所需要的空间决定的。居民点不论多大，功能多复杂，分解到最后，仍旧是具体的人的使用空间。例如，作为食堂，有多少人用餐，什么时间用；作为学校，有多少学生上课，什么时间上。建筑类型无论多么丰富多彩，其用地大小和空间安排，都必定与某项社会活动中的个人及其人际关系的组织所需要的空间建立联系。这些涉及个体人的空间，是客观的需要。如果否认这一点，等于彻底否认了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建筑设计在提供条件时包括了使用的人数，城市总体规划中要提出规划期内的人口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用地规模、设施标准，等等。其实，不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个体人的数量和行为的种类是空间安排的基础。

7.2  广义的居者所需要的空间也可以量化

空间需要的客观性还涉及人们使用的物品。由于人造的各种工具由人所用，他们所需要的空间环境可以看作间接的人居环境。如农民所用的农具、工厂的机械，都由于人的参与（包括使用、运输、存放、维修等），需要作为人居环境的构成部分。虽然各种物品的设计与生产过程不属于人居科学的范畴，但完成这个过程所需要的空间是客观的。即使只有自动设备的生产车间，还有安装和维修时的人员操作问题；作为仓库，存放什么物品，涉及多少人参与运输，用什么工具，都有空间问题；还有网吧，虽然在虚拟社会属于流动空间，但由于需要安放电脑和网民的上网空间，就与人居发生了关联。推而广之，关于各种用具的技术和艺术问题不是人居科学应当关心的，但关于用具的使用，只要与人有关，就有空间的客观性问题。即使个人的小型用品如钢笔、烟斗，有才能的建筑师可以参与它们的设计甚至制造，但它们与人居科学建立关联是因为人的使用，于是，它就有了放置的位置是否有利于日常使用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与你的人种、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都没有关系，因此是客观的。

由于人体的尺度变化不大22，单个人的空间尺度是基本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各种人际关系、组织方式和技术措施。以交通工具为例来说明，虽然交通工具一般不被看作人居环境，但实际上交通工具内部的空间环境也是人居环境的一种特殊状态，即人在移动中所需要的“稳定位置”；交通工具本身在停泊和行进过程中所需要的空间环境由于有人的参与，就成为人居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交通工具虽然有马车、轮船、汽车、火车、飞机的区别，同一工具的材料、外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个体人的活动在交通工具上所占空间的大小形态是大体相同的，经常出差特别是坐过轮船和火车卧铺的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

7.3  量化的空间可以形成社会共识

首先是决策者有需要。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对人类活动空间需要的研究，告诉文明社会的人们如何区分基本需要和增补需要，并为决策者科学合理地确定何种需要必须满足、何种必须限制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那就不能摆脱工具的地位，不能以科学工作者自居。实际的问题并不是权力是否要干预空间，而是如何干预空间，依据什么进行干预。以住宅为例，由于缺乏对人均住宅面积问题的深入研究，关于多大住宅是适当的还没有形成共识，住宅面积也就成了经济、政治的附庸。建筑历史上的一些宫殿，其居住部分只占很小空间，否则就无法维持日常生活；在保障住房和灾后重建政策中，不同部门经常就住宅标准进行争论。在为高收入阶层建设别墅时，还要依靠“宅大克人”的风水理论控制面积标准。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空间范围都是存在的。例如，一个家庭在决定建设或者购买住宅时，是谁说了算、为什么，决策过程中，仅仅是为了维护家长的权威，还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商量，商量依据什么，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这是群体生活无法避免的。

专业的发展绕不开这个问题。阅读建筑与城市建设历史，不难发现，建筑师作为“乐队指挥”，指的是在建筑物、建筑群的尺度。在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区域，无论是在现代建筑运动推动下而制定的“城市规划蓝图”，还是通过城市公园理念而扩展的“大地园林化”，都没有取得专业共同体的认同，也没有能够在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中发挥长久的作用，甚至还受到了批评。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个人能力与人类知识总量的关系始终在变化。总体上讲，个人的能力在增长，但是知识总量增加速度更快。因此，专业人员面临的问题与决策者其实是一样的。有人在工作中抱怨领导的干预，使得一些方案成了政绩工程、长官意志的怪胎。我们不妨假设已经形成合理的权力结构、良好的治理体系，真正把空间分配安排的权力交给了专业人员，我们如何确定服务的对象，如何在规划设计中反映服务对象的基本需要呢？如果专业人员争取的也是对于空间分配的控制权，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只是证明自己有影响他人、影响社会的能力，问题性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产生了如何监督专家的新问题。

这一轮人居领域的科学革命，既有由于卫生事件引发的城市问题因素，例如2003 年的“非典”，更有人类活动引发的整体环境问题因素，是城市病、乡村衰退、生态恶化催生了人居科学。空气和水体的污染，地表阳光、温度、湿度、气候的变化，任何精英都最终难以逃脱其影响。快速的城市化，大量新市民都需要基本的居住条件。健康的生活不需要那么大的住宅面积和环境空间，而如果一部分人总是达不到最基本需要，社会整体也将受到影响。近期北方城市出现的冬季火灾及由此引发的劣质环境治理就是生动的案例。这些人居环境的基本要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8.结语： 从“智匠”到科学家

传统建筑学，经过景观建筑学，发展到城乡规划，学者们对依靠技艺类知识获得的工具地位，已心存不满。与此同时，三个一级学科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应用地理学为基础的理学和以广义建筑学为基础的工学，对应于科学知识来源的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开始了人居科学的探索，希望实现从掌握技艺的工匠，到有学识的“智匠”，再到有基础研究能力的科学家的提升。主要问题是人居类知识无法归类于现有的某一个科学门类，需要将它们的生产过程按照科学的要求改造，或者需要说明人居知识的特殊性，让科学界接受。

吴良镛在其巨著《中国人居史》开篇给人居下了一个定义：人居是指包括乡村、集镇、城市、区域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落及其环境。并解释了人居的两大组成部分：一是人，包括个体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二是由自然的或人工的元素所组成的有形聚落及其周围环境。广义地讲，人居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活而利用或营建的任何类型的场所23，将人居界定为“场所”。理解这个问题的难点并不是空间场所的尺度和类型，而是“人”与“居”的关系。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大一样的处理方式：一是定位于人的客观需要，二是定位于已有环境条件，三是定位于居的创造过程。简单说，就是人居科学首先是研究“人”，还是研究“物”，还是研究“人与物”的互动关系。单纯研究人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长处，专门研究物是工程技术等应用科学的长处。人居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研究人与物共同构成的混沌系统，也就是科学地研究人居实践过程中的问题。

为了认识这个复杂的综合体，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些努力几乎涉及到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各方面内容。然而，人居研究中虽然包含各类科学知识的应用，人居科学却无法从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单独进行发展。因此，人居知识的生产超越了任何一个成熟的科学门类。人居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而且必须纳入到由自然、生命、人类、居住、文化构成的世界图式之中。人居科学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依据什么分配地球表面空间。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回答依据人的需要，但是人的需要千差万别，依据谁的需要成为问题的关键。

发展人居科学的前提条件是人类个体在地球表面的生存发展具有超越时代、国家、文化的客观的空间需要。社会生活对其造成的扭曲并不能否定其客观性。即使在人类的早期发展阶段，这样的空间需要也是存在的，或者说，在人类进步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这样的需要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样的空间需要，不论人类是否认识清楚，是否有能力满足，它都是存在的。这就是“真”的客观性与“对真的认识”的主观性。

在人居科学没有提出之前，我们对此认识不清。居者误将社会强加于自己的“外力”当作必须满足的需要，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现为城市病、乡村衰退、生态恶化等人居问题。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放弃“容器”思维，思考“谁的场所”这样的问题。人居科学研究的社会伦理功能就是要增强全社会根据基本需要调校增补需要的能力，促进生态文明。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 释

[1] 专业共同体内部是指建筑学、风景园林和城乡规划学术领域。政府和科学界的认可，以吴良镛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标志，他的主要成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这在人居科学发展史上可以看作一个新的里程碑。

[2] 笔者从参与清华大学主编的《大百科学全书》（第三版）“人居环境科学卷”条目拟写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协调问题而深有体会。

[3] 英语的维基百科还没有收录“人居环境科学”词条，但有“人类聚居学”的详细解释。

[4] 何兴华，《人居科学：一个由实践建构的科学概念框架》，人居科学学刊，2016，创刊号。

[5] 借用张中行语。参阅张中行，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第一分， 天心：一一，增补。

[6] 本人最初用其分析政府在住宅政策中的三个不同的主要角色， 写成了伯明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住房政策红黄蓝》，未发表。

[7] 参阅何兴华，空间秩序中的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城市规划，2003年第10期。

[8] 参阅汪德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

[9] 他的财政大臣修了豪华府第并举行庆典，引起了他的嫉恨，于是下令终身拘禁财政大臣，并调走了他的建筑师、装饰师、造园师， 要求他们设计凡尔赛宫。施工过程也是弄权。软土泥沙工地上，最多时3600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劳动，据说有数百人死于事故。由于这个工程，全国六年无法使用石材，几乎用尽了国库积蓄。随后还进行了不断的扩建。但是，这座要靠当时的1/4法国收入维持的建筑，却很不利于生活使用。路易十五就很不喜欢，但作为权力的象征， 他也只好住在其中。卧室太大， 晚上点上千支蜡烛都看不清；餐厅太大，冬天进餐时，菜肴会结冰；因为没有卫生间，王太子在壁炉内便溺，贵夫人们在舞会上不得不在华美的大理石楼梯下方便。参阅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 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95—198页。

[10] 参阅武廷海、张能、徐斌，空间共享，商务印书馆，2014年。

[11] 据国土资源部总体监测数据，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7000亿元，2007年高达1.3万亿元，而2008年又回落到9600亿元。2014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为，地方政府基金收入4.99万亿，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4.26万亿。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12] 参阅[美]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1年。

[13] 萧默，建筑篇，见：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中国艺术（下），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 [英]希克，王志成译，宗教之解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5] 朱文一，符号、空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16] [英] 汤因比， 晏可位等译，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3页。

[17] 关于技术科学的概念是有争论的。一般认为，技术科学研究考察各个技术门类的特殊规律，建立技术理论，应用于工程技术客体，它将科学转化为技术，又将技术知识提高到理论并成为科学。

[18] 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导论。

[19] 1833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专家威廉·休厄尔建议仿照artists （艺术家）造一个新词，即scientists（科学家）。

[20] 参阅吴国盛，科学的历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绪论。

[21] 参阅陈伯冲，建筑形式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22] 可参阅体格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不同种类的人有一些高度和体重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没有大到可以影响人居空间的基本原理。

[23] 吴良镛，中国人居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3页。

作者：何兴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