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良镛院士针对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接受的业务上的具体指导多，「治学」问题涉及少的问题，认为研究生应当有意识地注意治学问题。1997年，吴良镛院士在《世界建筑》上撰文，围绕立志于学、道路和方法、学习与创造、师从和择友、思想道德修养这样五个问题，谈了他对于治学问题的探索与心得。

立志于学

我很羡慕年轻人能够处在这么样的一个时代，学习建筑阶段就能参与一些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陪同前国际建协主席印度建筑师巴拉（Balla）到天津大学讲演。他对青年学生勉励有加，提到建筑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把「机遇」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解释说，你毕业后，如果遇上经济不景气，社会不安定，一下子就要荒废几年、十几年或更多的时间，即使有才能，也很难有所作为。现在，我国经济在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这对建筑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推动作用，这种阶段还有可能持续一定时期。「时势造英雄」，你们这一代建筑师有很多发挥才能的机会，定能对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有这样一个时代，我希望年轻人要立志于学，不要虚度年华。我觉得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宝贵的，年轻时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一段研究工作是一生难得的事情。我自己做研究生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这是我进步很大的时期，那时的心得体会至今还不时「反刍」和回味。

实际上，不少有伟大成就的学问家常常是在中青年时代奠定的基础。清华图书馆就出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像曹禺、钱钟书、陈寅恪、梁思成先生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差不多都是在四十多岁以前奠定的。梁先生在1950年之后，主要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即使如此，只要坐下来，他还是能够写文章，这靠的还是原来的基础。再有陈寅恪，著名历史学大师，后来眼睛失明，在助手协助下还是照样写书。作为历史学家，他经常要考据很多东西，要助手为他查书，基本上可以说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查出的和他记忆中的差不多。这也有赖于他中青年时打下的基础。过去有句话叫「英敏强记」，用此来形容这些学者是不为过的。

这些例子说明，在青年时把基本功打扎实了，一生都会受用。这就要求年轻人要勤奋，有人称「苦读」。我个人认为，其实乐在其中，就是说为学要充满豪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清华执教的吴冠中先生，他那时住在清华北院，作画很勤奋，住在他隔壁的邻居曾对我说，经常看到吴冠中先生对着自己的画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沉思，真是全神贯注。还有戴念慈，在设计北京图书馆期间，我们经常在一起，有一次我见到他夫人，说戴念慈「三天都没有说一句话了」，可见工作之专注。我在随小沙里宁（Eero Saarinen，1910－1961）一起为通用汽车公司设计大楼时，经常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和他讨论一天的设计草图。那时我住在一个小镇，要在晚上12点以前赶末班车回去，待第二天早上我回到自己绘画台前时，就看到一大摊烟灰，很多草图摆在我的绘画台上，很难说他是在什么时候就寝的。若没有足够的热情来对待事业，小沙里宁不可能在那么短促的生命中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立志于学总的讲起来，要爱惜宝贵的机遇，同时要充满豪情。

道路和方法

谈到为学的道路和方法，各人可以有不同的习惯，各门学科也未必一致，但有些事情能够比较早地意识到还是好的。

第一，就是要高标准地要求，「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在中学时曾读到胡适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为学好比金字塔，要能宽广才能高」（大意），这也就是中国常说的「博大精深」。为学基础要宽广，这样塔尖才可能很高。千古学者不少是多方面的学问家，可以说取得了多方面的建树。我觉得对建筑来讲也应当努力并可以做到这样。一般地说，建筑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的，对建筑的方方面面都要观察和留心，并有意识地进行思考，这样，建筑的学习领域会更宽广，成就也会更大。特别地说，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经济、社会、技术的变革，会不断对建筑提出新问题与新的可能性，不断有新的增长点，不断在边缘和交叉上推进，若没有更高的标准，就不会有从一个领域扩展到相邻领域的勇气。1981年我曾在东柏林德国建筑家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亲手设计的博物馆中看到为纪念他诞辰200周年的盛大展览，其中包括他的设计手稿、模型、渲染图、雕塑作品、油画作品（包括大幅画创作）、建筑速写、建筑想像画、家具、工艺美术设计以及教材等等，充满了两个大厅，这样多的作品竟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实在令人尊敬和折服。1987年适逢伦敦和巴黎分别举行柯布西埃（Le Corbusier，1887－1966）诞辰百年展，我有幸能在当地躬逢其盛，一个人一生在建筑、城市规划、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包括汽车造型设计等领域从事这样宽广的涉猎，并且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创造性的发挥，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财富，给后世学者以极大的鼓励与鞭策。这些展览说明了，一个人是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而且有助于从中相互启发，另辟蹊径。

第二，要系统地吸取知识。知识不在于量的堆积，重要的是要把分散的、纷繁的知识系统起来。我认为做学问要及时地、不断地把自己的思想形成体系，并随时打破，修正并充实自己的体系。中国有句话叫「开卷有益」，当你大体有了一定的体系之后，你看到任何一本相关的书，都会把你新吸取的知识放到新的体系应有的位置中去。这样你的认识会逐步充实，并且你也会不断发现自己知识框架中的缺陷与不足，追求新的发展。

学习与创造

学习与创造两者是不可分的。要明白大的方向性问题，努力探索当前的建筑道路，并给自己定位，确定努力的方向。处理大的问题本身就需要创造，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要迷信，包括大师也会有其局限性，一定要创造性地学习。齐白石就对他的弟子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特别是建筑，任何一栋建筑总存在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正因为如此，厄尔斯金（R.Erskine，1914一　）研究在寒带如何避风等问题，柯里亚（C.Correa，1930－　）则在热带印度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利用和开敞空间发展露天建筑（open to sky architecture），杨经文（K.Yang，1948一　）则在马来西亚发展他的生物气候学建筑。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功能、技术、经济条件下的创造和发展，包括艺术形式的创造也是如此。而不能用一般的方法、一般的理论、一般的学派、一般的手法来处理建筑。我认为，通过对建筑各种不同条件和情况的分析，得出一定的理念，并用特殊的解决办法，这本身就是创造。《论语》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在其中找出自己的创造性道路来。

做学问无外乎继承和发展，要继承前人，但更重要的是独辟蹊径，寻找新的增长点，要有探索新道路的勇气。做学问，除了要注意系统吸取知识外，同时还要注意避免进入学术的误区。有时这也是很难完全避免得了的，这就要尽早地「迷途知返」。每走一个阶段，要回过头来反问自己，检讨自己的道路，探索新的途径。中国建筑界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热衷于民族形式，1959年后讨论社会主义新风格，有比较代表的文献，但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和结论。「文革」以后，「流派」兴起，许多外来东西可以知道，可以参考，但要心中有数，我认为无需掉到某一流派中去。况且，各种流派既有好的作品，也有坏的作品，流派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建筑的本质还是要盖房子，盖好房子，要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问题探讨不同的道路；没有一种流派可以把各种问题全部概括在内。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是不能不了解西方，另外还要重视本国本地区特殊问题的研究；要读书，但不能放过现实问题，特别现实的难题，更能激发你的创造性。

师从和择友

为学要从师，好的老师对自己为学奠定基础、指点道路、走出迷津等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师也是多方面的，启门的业师，或虽未亲聆教诲于其门下但师从其教导，古代叫做「私淑」，也能对自己业务成长起不同影响。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很幸运一生中能遇到很多好的老师。在中央大学学习时有鲍鼎先生、杨廷宝先生、谭坦先生、徐中先生等，那时虽然处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但却是中央大学的上升期。后来能够遇到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以及很多学有成就的学者，又有机会到美国从师沙里宁先生父子等。我觉得师从很重要，通过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学习领域、精神境界、学习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拓展和提高，当然重要的是在于自己观察、理解和自己的实践。同样，择友也很重要，「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研究生之间、同学问也是可以互相学习的。老师也可以向学生学习，韩愈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些话意义非常深刻，如真能身体力行，受用无穷。治学一定要有谦虚的精神，中国称「谦虚」为美德，我认为这是必需的科学态度。知识无垠，学无止境，如果有了科学的态度，你就可以像海绵一样不断吸取知识，日新又新。

思想道德修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限于篇幅难于在此处多讲。思想道德修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境界，无从强求一律。但我深信，思想道德修养能够引导人进入更高的治学境界。建筑归根到底还是为社会服务，为大众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服务，因此，建筑是致用之学。不能「游戏建筑」，如果这样，就是忘记了建筑的崇高目标。还得看到当前城市建设的现实问题、居住的问题等等，激发自己的思想情感，立志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现在办研究生学术沙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交流心得、探讨问题、找出不足、得到启发。治学要把「为学」和「为人」紧密结合起来，要把「求学」和「求道」结合起来，求道是一种目标和使命。各行各业都有其道德标准，都包含有以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各专业问题的追求。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么大的建设量，这么快的城市化进程，这么多的人力投入，应该一定能有好的建筑作品出来，也应该能有好的城市出来。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作为专业工作者不必怨天尤人，还是反求诸己。应该说我们的水平还不高，我们的创造性还不够。现在中国各地几乎成为西方建筑追逐的市场，你无须采取保护主义，只能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刻苦的工作中发展自己的建筑学，即探索中国人在下一世纪如何能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能够更好地生活、学习、研究和工作。这是我们庄严的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同学们不是向往大师吗，我看能够做到了这一点，才是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大师。

吴良镛，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1950年获美国罗马奖金竞赛荣誉奖，两次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亚洲建协金质奖章。还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办园林专业，创办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并任所长。曾兼任建筑工程部科学规划建筑城市规划组副组长、国际建协、人类聚居学会的副主席、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中国建筑学会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在建设实践方面，多年来参与天安门广场改建工作，北京图书馆设计，唐山地震改建规划，北京市亚运会建设研究，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等。

（1997年3月28日，原载《世界建筑》，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