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

核心观点

东京、首尔在过去城市功能疏散的过程中曾出现效率损失的情况。如今的“京津冀一体化”应当尽量避免效率损失，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产业的转移和分散要让企业自己做决定，政府设计好调节机制。

中国的特大城市并没有“过大”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博士阶段研究的更多是企业制度上的问题，但现在的研究方向转到了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研究方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陈钊：当时研究企业，是因为觉得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很重要，后来我发现，放眼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协调，怎样能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现代化的好处，这是一个更紧要的问题，并且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元，影响的面也更广。所以，城乡和区域发展成为我最近10年来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记者：主要从什么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陈钊：如何让农民更好地分享现代化成果，有两个角度：一是如何在土地上分享现代化的成果；二是进城后，如何在城市里分享现代化成果。

记者：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研究，有怎样的成果？

陈钊：目前我更多的研究是关于农民进了城之后会怎样，该怎么办，其核心问题也就是“人的城市化”。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农民要在哪里城市化，是变成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市民，还是变成小城市的市民。

长期以来，大部分学者和政府的判断是限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甚至包括鼓励农民就地城市化。我们觉得这样的说法既不符合效率原则，也不见得符合区域平衡的原则。

我与合作者陆铭教授最近做了个研究，看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也就是首位城市的规模跟哪些因素有关。我们把全球能够拿到数据的国家的样本拿出来，然后发现人口可以解释绝大部分首位城市的规模。

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首位城市就会越大。而上海不管是在全球的趋势图里面，还是在亚洲的趋势图里，都是在平均线的下面，但并没有偏离太远，也就是说，如果全球的大城市规模有某种普遍规律的话，那么上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并不是太大了。这让我们思考，未来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到底应该在哪里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