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剧烈的结构变革与巨大的不确定性凸显着城市治理等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性，这关系到政府治理实践的走向，也关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从哪些视角看待治理过程的转变、如何将这种社会情怀转化为学术研究，以及如何做出好研究等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政管学人”学人专访邀请何艳玲教授分享学术成果背后的故事、研究心得与学术经历，同时阐述其对各种复杂治理现象进行理论建构的深层理解，以此完成这篇长专访，以飨读者并记录这个时代。

专访部：当今社会处于剧烈的结构变革之中，在复合型灾害风险的威胁下，城市治理逐步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作为代表性公共管理学者，您尤其在城市治理领域深耕多年，笔耕不辍、产出颇多。比如，2022年出版的《人民城市之路》一书展现了您对于该议题的独特思考与见解，广受各界人士好评。请问在您看来，当前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何艳玲：当下，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城市治理已然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焦点。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体，这意味着在城市中，问题的解决以及问题衍生出的风险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与不确定性，才凸显出开展城市治理研究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穿透由“制度交织-政策嵌套-权责缠绕”构成的治理折叠，在问题肌理中抽丝剥茧，于规律断层处锚定坐标，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能解决方案。

“治理” 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价值指引，它意味着共建、共治、共享，代表着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合作协商，借助科学的政策设计与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达成合作。从本质上讲，这其实是一个知识生成与系统方案闭环逻辑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问题意识逐步形成的过程。我在写作《人民城市之路》时，疫情尚未爆发，书中形成的诸多观点，奇妙地契合了时代的转折。这本书既延续了我以往的研究路径与情怀，又恰逢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节点完成创作。作为一名普通人，也是研究者和学科参与者，会深刻感受到仿佛历史赋予的独特角色、机会乃至使命，这种感觉十分奇妙。我将这些情感融入书中，从最初提出 “城市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的问题，到最终给出 “城市美好治理的中国方案”，中间每一章的题目都是我所认定的城市治理相关命题，我觉得整本书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人民城市”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议题，我把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凝练为 “人民城市之路”，这不仅是中国城市治理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方向指引，更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除此之外，我们对物理层面城市所面临的问题、风险与挑战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城市问题不断涌现，也持续考验着城市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我们逐渐意识到，人们除了生活在现实的物理空间，还活跃于线上的非物理空间，也就是互联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进行信息的表达、传播、阅读以及问题的反映。过去，常常将这类问题局限于舆情处置、舆情应对等相对狭窄的范畴，我认为这种界定并不恰当。实际上，网络空间并非传统认知中的虚拟空间，它具有实实在在的空间意义与治理意义，并非独立于物理空间之外，而是与物理空间平行共生的全新治理场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载体。基于此，我提出了 “孪生空间，平行治理” 的概念，旨在探讨和展现网络空间给城市治理带来的挑战与变革。所以，对于城市治理而言，传统的物理空间固然需要关注，互联网所代表的无边界空间同样不容忽视，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专访部：社会治理是您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对社会治理作出了系统性论述。请问在您看来，在当下复杂社会中（特别是AI和各种大模型已经渗透所有人的生活），社会治理面临着什么问题？存在哪些空白亟待挖掘？

何艳玲：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本质上是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对话。我关注城市治理，本质上是关注城市中的人；而我关注社会治理，同样也是因为我对（普通）人生活和际遇的敏感，特别是身处城市这种巨型复杂系统中的人。关于人本身的议题，是每个时代的大问题。比如，这个假期DEEPSEEK的横空出世，让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与人工智能共存的必须和必要，这就是关于人本身的重大议题。我们看到，当AI和大模型从技术工具演化为“治理术的嬗变”，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正遭遇三重裂变：

第一、技术权力与治理价值的断裂。算法驱动的治理看似精准高效，却可能陷入“效率吞噬正义”的陷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困局、社区管理中“数据画像”对弱势群体的隐性排斥，暴露出技术理性与人本价值的深层冲突。更危险的是，当大模型通过“信息茧房”重塑公众认知时，社会治理的共识基础可能被解构——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治理问题，更是数字时代“何以为人”的哲学命题。

第二，制度供给与风险形态的错配。传统社会治理建立在“确定性风险”的预设上，但AI引发的风险具有“涌现性”特征：算法歧视、深度伪造、认知操控等新型风险，往往在既有制度盲区中野蛮生长。当“深度伪造”可以轻易瓦解社会信任时，有关法律却尚未对合成媒体建立有效规制——这种制度滞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治理范式的代际鸿沟。

第三，主体重构与治理秩序的张力。AI不仅改变治理手段，更在重塑治理主体。平台企业凭借技术优势获取“准公权力”，算法工程师群体实质掌握着规则制定权，而普通人则可能沦为“数据生产要素”。这种权力结构的转移，导致社会治理出现“三元悖论”：技术寡头的支配性、行政系统的被动性、人民权利的悬浮性。我们在网络平台内容治理中已看到，当商业利益与公共价值博弈时，“算法利维坦”可能架空治理的特质。

就此而言，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始终未变，即：如何在技术狂飙中守护人的主体性，让“以人民为中心”不止于价值宣示，而是转化为可触摸的生活尊严。这也是我一直关注的普通人命运和生活。而在当下社会治理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方向。我个人关注如下三大议题：

其一，线上社会治理。这是我这些年来重点关注的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线上生态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当前线上生态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复杂态势，其中既有积极向上的信息传播与互动交流，也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网络暴力等负面现象。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线上社会治理体系，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创新与突破，更需要从制度设计、法律法规完善以及社会道德引导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思考与实践探索。

其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与党建工作的关系看似常见，实则其中蕴含着诸多尚未深入挖掘的研究空间。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其发挥作用的治理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尽管并非全新的研究课题，但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其在凝聚各方力量、协调利益关系、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入研究党建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机制与模式，对于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具有关键作用。

其三，人民理论与社会分群（分层）。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我们需要实现研究视角的转变，从单纯的社会分层研究转向更为细致的社会分群研究（比如，如果按照与 AI 的关系划分，社会群体很快就可以区分为如下几种人：AI 赋能者、AI 适应者和AI 弃民）。这并非是要将人进行简单的三六九等划分，而是基于现实中不同群体呈现出的不同诉求、价值体系以及行为模式展开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价值观的撕裂愈发严重，分群也变得愈发碎片化。不同年龄段、地域、职业的群体在网络平台上常常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与行为方式。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不同群体在面对相同问题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进而为制定更精准有效的社会治理政策提供依据。

事实上，在最近两年，我与团队已经开展了关于人民理论的系列研究，并呼吁将这一研究作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基础性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现有学科的理论体系，更能为实际的社会治理工作提供全新思路与方法。

专访部：您对于“邻避冲突”现象研究颇深，请问您为何会关注到这一议题？您认为该现象的本质与核心是什么？这一议题目前有哪些新进展？

何艳玲：我可能是国内最早在理论上关注邻避问题的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来自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当时，为了研究城市基层社会，我选择在一个街道长时间地吃、住，深度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偶然留意到，居民小区附近有个垃圾站散发着难闻气味，居民们纷纷提议将其迁移到别处。然而问题来了，这个“别处”，往往指向的就是其他邻居家附近。此时我意识到，像垃圾站这类引发的问题，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或许会愈发频繁地出现，其实质就是城市设施在布局过程中引发的冲突。后来，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时，我将围绕“not in my back yard”这类“邻避设施”问题所引发的邻避冲突确定为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并撰写了《中国式邻避冲突》一文（刊登于《开放时代》）。

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治理角度而言，邻避冲突的增多背后折射着三重断裂：其一，空间产权化与公共性萎缩的张力。住房商品化使城市居民从“单位人”蜕变为“产权人”，当房产成为家庭核心资产，社区空间便转化为利益博弈场域。“邻避”现象正是私有产权意识觉醒与公共品供给机制滞后的必然产物——居民既要享受城市化的便利，又试图通过“排毒”策略将负外部性转嫁他者。其二，治理的科层理性与生活理性的错位。政府规划往往遵循技术官僚的“最优解”逻辑，而居民则以生活世界的经验对抗抽象的空间正义。在垃圾焚烧厂选址案例中发现，即便环评报告符合科学标准，居民依然会以“身体在场”的感知抵抗风险。这暴露出技术治理范式与具身化权利诉求的结构性矛盾。其三，制度承诺与执行缝隙的制度脱嵌。前两年我在《中国法学》发表了《“法律脱嵌治理”》一文，其所揭示的“法律悬浮”问题，实质是治理体系应对复杂利益博弈时的制度性迟钝。也即，当《物权法》确立的财产权保护遭遇《城乡规划法》的公共价值诉求，缺乏衔接的制度接口往往将冲突推向街头政治。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难以避免，但倘若能够在法律层面理顺相关机制，优化法律与治理的协同关系，那么许多邻避冲突就不会发生，或者说不至于发展到难以调和的程度。

专访部：结合您个人的研究历程，请问在您看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侧重点和适用范围是什么？针对硕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等刚刚在公共管理学科起步的学术小白，应依据什么标准来选择一个或几个较为合适的研究方法以从事学术研究？

何艳玲：研究方法论选择本质上是对“问题-世界”关系的回应。我曾强调过：定量与定性之争不应沦为技术工具的口舌之辩，而应回归认识论层面的路径分野。从本体论视角看，二者呈现不同的认知取向：定量研究致力于揭示社会现象的结构性规律，通过变量间统计关联勾勒世界的“骨骼系统”——譬如用面板数据解析城镇化率与基尼系数的动态关系；而定性研究则试图捕捉社会行动的意义之网，通过深描展现社会的“毛细血管“——就像我们团队通过持续民族志追踪某县农村土地收益分配中的权力-权利博弈。

也因此，这种认知分野决定了其适用疆域：当研究命题涉及“是多少”（如政策效果评估）或“是否相关”（如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时，定量范式具有先天优势；但若要追问“为什么”（如基层共治困境的形成机制）或“如何发生”（如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过程），定性方法则能抵达量化模型难以触及的意义深渊。韦伯所说的“理解社会学”，正是通过诠释性叙事穿透社会行动的“黑箱”。

对学术新人而言，可能需要把握三重准则：其一，问题导向的适配性：研究设计应始于对问题性质的哲学审思。若探究“数字治理如何重塑政社关系”，混合研究方法可能更适切——既需要大样本验证技术赋权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定量），又必须通过深度访谈捕捉权力重构的微妙肌理（定性）。其二，学术训练的阶段性。比如，低年级同学宜进行“方法论浸染”，在田野调查中体会扎根理论的编码魅力，在统计建模中感受数据说话的理性之美。这种体验式学习能培育方法论自觉，避免过早陷入路径依赖。其三，技术运用的反身性自觉：数字时代催生的计算社会科学（如社会网络分析、文本挖掘）正在模糊传统方法边界，但技术狂欢中尤需警惕“方法中心主义”。事实上，再精妙的LDA主题模型，若脱离对中国政策语境的深刻理解，也难逃“精致的平庸”。

当然，目前讨论定量和定性方法已意义不大，各类新技术的发展足以让我们在工具的使用上达到“高手用剑”的化境，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够做成。因此，珍贵、真实、有意义的想法更为重要；敏锐的、真实存在的、意义重大的问题意识可能比研究方法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归根结底，研究方法论的精髓不在技术操演，而在培养“问题与方法对话”的学术直觉。或者说，当我们能像人类学家凝视异文化那般审视自己的方法论选择时，方可领悟学术研究的真谛：用恰当的方式，讲述真实的世界。

专访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某些社会公共议题所触动，进而产生强烈的“关怀”。请问在您看来，怎样能够更好地将公共关怀转化为研究问题？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如何尽量避免议题的敏感性？

何艳玲：在日常生活中，公共议题宛如繁星点缀，它们映照出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常常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激起强烈的“关怀”。如何把这份公共关怀转化为研究问题，以及在转化过程中怎样规避议题的敏感性，这不仅是学术探讨的话题，在当下大模型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更有了新的内涵与挑战。

首先，将公共关怀转化为研究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打磨的过程。我的诸多论文都源于生活中那些看似琐碎的观察。就像漫步在城市街头，目睹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细枝末节，或是倾听社区里居民的家长里短，这些日常场景中或许就潜藏着极具价值的问题。而要把生活现象转化为有深度的研究问题，以下几个关键要素缺一不可：扎实的知识体系是研究的基石；熟悉当下的前沿研究是紧跟学术潮流的关键；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力是发现研究问题的核心；知识和理论的想象力是推动研究创新的动力。或者说，作为研究者，时刻要做的事情是在日常生活碎片中捕捉制度密码。例如，观察到社区垃圾分类的困境，不应止步于行为描述，而要追问：这反映了怎样的治理结构张力？背后是否存在“制度空转”？这种追问能力源于扎实的理论积淀与敏锐的洞察力。

当然正如前面提到，合适的研究方法是串联研究要素的红线，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是呈现研究成果的关键。无论研究多么有价值，若不能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就难以被他人理解和接受。大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优化文字表达，但文字的自我风格更需要淬炼和建构。

关于议题的敏感性问题，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研究、论证和分析议题的方式。一方面，只要秉持真实、客观、认真的态度做研究，成果就有价值。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多样，它可能成为内部参考资料，为决策提供依据；也可能公开发表，引发社会讨论。而且，研究不一定要以可发表的文字为唯一目标，还可通过研讨会、讲座等形式分享给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公开传播的文字对规范性要求高，我们也必须遵守现有规则。同时，如果能运用不同方法在更大范围、更大尺度上讨论议题，就可能推动制度设计的优化。

而在当下的复杂情景中，我们可能更需要保持“介入的疏离”：既要以学术理性保持批判距离，又要以公共情怀参与社会进程。这种张力恰恰是知识生产的动力源泉。我在去年出版的通识著作《源思维：洞穿本质的深度思考法》，其实也是希望以知识分子之名，将更多阁楼中的知识变成田野间的常识。真正的好作品不会被磨灭，我们需要更多耐心和超出常人的定力去面对这个时代！

专访部：作为CSSCI来源核心期刊《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重要编者，您在审稿过程中有哪些深刻感悟和建设性建议可以和大家分享，以供青年学者选题投稿作参考？

何艳玲：从很早前担任《公共行政评论》创刊编辑部主任到目前编辑《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在这些年审稿的漫长征途中，我体会到，一篇优秀的论文不仅在于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更在于其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与启示。在此我愿与大家分享几点感悟，供青年学者在选题与投稿时参考。

首先，“重要”，是指对论文选题意义的诠释。一篇论文的珍贵，往往取决于它是否触及了时代的脉搏，是否具有前瞻的视野，以及是否能映照出现实的镜像。真正有价值的论文，总是能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时代之需，引领学术之潮。其次，“重大”，它指向的是论文选题在当下的紧迫性与关键地位。在纷繁复杂的重要问题中，总有一些问题在当下更为迫切和关键。在选题时，需要敏锐捕捉那些当下亟待解决、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以学术之力，为社会之困求解。再者，“重点”，这是对论文聚焦力的描述。一篇优秀的论文，应如匠人雕琢，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以清晰的逻辑为骨，严谨的研究方法为筋，科学的数据分析为肉，深入剖析问题的本质与根源。

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在过去数年已经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熠熠生辉，应该说都践行了“重要”“重大”与“重点”的学术理念。

专访部：您博士期间攻读的是社会学学位，后又深耕公共管理领域多年。请问在您看来，跨学科经历对于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帮助？

何艳玲：学术生命的成长本质上是认知基座的持续重构。我的本科学位是哲学、硕士学位是行政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这一求学经历虽然相对独特，但我认为其中所蕴含的——逻辑思辨、想象力、方法训练以及社会情怀——是一名优秀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我在哲学成为公共热点的时候学了哲学，在公共管理学将要兴起的时候学了行政学，在公共管理必须进行学科规范性塑造的时候学了社会学，这其实是很幸运的经历。我们或许无需刻意去学习哪个专业，但重要的是要具备这些核心素养。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跨学科轨迹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回应公共管理研究“本体论困境”的必然选择——当治理对象已演变为复杂适应系统时，单一学科视角如同管中窥豹，必然遭遇解释力危机。这种跨学科自觉的形成，源于三个层面的认知突破：第一，哲学筑基：本体论追问的思维训练。本科阶段的哲学淬炼，如同锻造了穿透表象的“概念手术刀”。现象学对“生活世界”的还原、分析哲学对语言逻辑的解剖，培养了对治理话语的解构能力。这种思维惯性使得我在观察基层治理时，总希望从各种具象中，提炼出“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元问题。第二，行政学启蒙：制度情境化的实践感知。硕士阶段的行政学转向，实则是将哲学抽象落地为“制度具象”。比如，在参与式观察某社区居委会直选时，我深切体会到：政策文本的规范性与执行过程的策略性之间，始终存在需要弥合的“制度缝隙”。第三，社会学方法论自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平衡。博士阶段系统的方法论训练，本质上是在建构“研究工具箱的元认知”。量化方法让我体会到了变量间的统计律动和节奏美感，而质性方法则让我在田野中触摸到制度和体制的细微脉动。

这些实践也印证了所谓“学术手艺人”理念：研究者既要像哲学家般追问本质，又要如管理学家般拆解结构，更要怀揣社会学家的价值敏感。跨学科不是知识拼盘，而是通过认知基座的重构，形成应对复杂性的“超学科视力”。对我而言，这种学术自觉的终极指向，也始终未离公共管理研究的本源命题：在制度供给与人性诉求的永恒张力中，寻找更优的治理均衡解。

专访部：纵观您的学术生涯成果丰硕，这离不开您背后的艰辛付出，是什么支撑您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您对现在的青年学者或者想要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何艳玲：学术生命的延续，是与时代对话的精神长征。过去几年，我经常听到一些学者和同学提及我在《公共行政学史》后记中写到“萤火之光”，这就是支撑我的动力。家父是一名基层干部，我从小在镇政府大院长大，彼时许多农民来我家反映问题，他们的汗水和泪水使我感触颇深，后来我总是想起这些画面：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改变？这种乡镇大院的童年记忆，不仅是情感触动，更构成了我的“制度认知原型”。那些带着汗水和泪水来反映问题的农民，他们的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方式，成为我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原始图景。这种经验烙印在我后来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乃至人民理论等研究中不断重现，并推动我追问：制度设计如何回应普通人的呼声？我想，我们都还在开始，还需要漫长征途。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悲欢喜乐并非只是自己的悲欢喜乐，而是由时代所塑造。我之所以一直从事政治学和行政学之间的公共管理研究、一直关心着政治、政府和公共问题，源动力就是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公共行政学研究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这也是我的动力宣言，更是当下我们作为学者的价值坐标。此外，将想法变成文字的美感、教书育人的成就感也在支撑着我们不断前行。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曾指导的两个博士相继晋升为教授、一个博士晋升为副教授，他们以更高的站位正在完成知识的传承，这确实让我很欣慰。

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具备好的研究能力、做出好的研究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出于使命感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职业的竞争性、淘汰性，如果不具备做出好研究的学术能力，那么在职场上就不具备竞争性，无法安身立命，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对于想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讲，确实需要配备好十八般武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和领域，知道真正的好研究是什么，长期坚持、及时更新、不断自省。我亦深知，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走学术研究这条道路。如果发现自己难以胜任，不妨勇敢地转换跑道。学术研究需要巨大的时间投入和经济成本，且成效往往非一朝一夕可见，其过程之艰辛不言而喻。因此，在做出职业选择时，务必深思熟虑，认真权衡自己的兴趣、能力与长远规划。唯有如此，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