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深圳应扩大与周边城区同城化水平

曾供职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孙不熟，如今担任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而他更知名的身份是，热门微信公众号“城市战争”的创始人，目前定居广州。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城市问题的观察者，孙不熟认为，深圳已进入中心城区反哺外围城区的发展阶段，应学习东京与香港的城市治理模式，走紧凑型城市、集约化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之路，并尽快实现城市空间的平衡发展，缩小中心区与外围区在基础设施上的级差效应。同时，深圳还应扩大与周边城市的同城化水平，降低深圳与东莞惠州级差效应，为深圳的产业发展和人才聚集提供更多的缓冲地带。

“生态保护是深圳城市规划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南方日报：从你的感观而言，如何评价深圳近年城市治理的成效？

孙不熟：我在深圳实际生活的时间不算长，只能谈一些观感，我感觉最近几年深圳城市治理方面有这些亮点：一是城市更新，包括旧改，在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发展商积极参与，比如京基100就成了一个典范；二是生态红线的控制。生态保护是深圳城市规划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土地资源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深圳仍然划定了近50%的生态保护空间，974.5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限制开发，深圳只能在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建设，这是一条铁律，不能突破；三是交通规划方面，深圳做得相对较好，至少拥堵程度在一线城市里面不算突出，地铁规划的独立性也相对较高，较少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

不过，快速发展的深圳在社会管理上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希望深圳在柔性管理、精细化管理等指标上进一步提升，在这方面上海是可借鉴的榜样。

南方日报：那你觉得深圳在城市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孙不熟：最大的挑战是成本越来越高。一个城市的能级越大、吸引力越大，其运营成本、维护成本也会随之提升。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城市的活力？相比国内其他城市，深圳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创新创业的活力，但创业公司对成本非常敏感，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初创企业和人才向周边城市转移。

比如，最近有些在广州搞互联网的朋友告诉我，由于房价太高，一些深圳的互联网人才开始向广州跳槽，这一趋势竟然导致广州互联网行业人才供大于求、平均薪资下降。这就是深圳整体运营成本上升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如何在城市成本快速上升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对年轻人、新移民的吸引力，是深圳最大的挑战。当然，深圳现在正加大对楼市的管控，我对这座城市有信心。

“应注重保护城中村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南方日报：深圳将解决交通问题作为城市治理的重点目标。面对这一世界超大城市发展难题，深圳应如何破题？外市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孙不熟：和“北上广”相比，深圳在交通规划方面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它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形态上是一个带状城市，从罗湖、福田、南山再到到宝安，每个功能区都有基本自洽的功能，自成体系，市民长距离、跨区通勤的频率没有“北上广”那么高。相比之下，很多比深圳大得多的城市都是单中心格局，城市框架很大，但几乎所有的高端要素都集中在巴掌大的老城区，造成了结构性的交通拥堵。

在交通规划方面，深圳要学习的对象肯定不能是散居形态的美国城市，交通路网不能再以汽车为中心做规划，而应学习东京、香港等城市的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深圳人口密度特别大，土地面积特别小，非常必要也非常适合走紧凑型城市、集约化发展、公交优先的道路。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土地资源将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相比其他城市，深圳这方面的危机是否更重？

孙不熟：好的方面是可以倒逼这座城市向创新创业、集约化紧凑型的方向发展。因为土地资源紧缺，深圳没有条件像很多城市那样走卖地造城和传统制造业的路线，它只能走对土地资源依赖较小的科技创新之路，这也是日本、韩国、瑞典、瑞士、芬兰等资源贫瘠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负面效应也有，“北上广”有大量的郊区新城可作为新移民的缓冲地，但深圳土地资源紧缺，承载的人口、资本、产业却特别大，导致城市的运营成本快速上升。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城市（例如中国香港）面临的共同问题。我想解决办法除了填海造地，还应注重保护城中村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另一个办法是扩大与周边城区的同城化水平。比如美国硅谷地区就没有清晰的行政边界概念，从旧金山到山景城，再到圣何塞、伯克利，这些城市的发展水平都差不多，你几乎感觉不到行政边界。通过同城化，可以降低大城市与小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级差效应，为大城市的产业转移提供更多的缓冲带，对深圳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路子。

东莞的东山湖几乎可以称为深圳的一块“飞地”（飞地是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希望未来这样的“飞地”越来越多。只要深、莞、惠的行政边界逐渐模糊，就可以缓解深圳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

“中心区应‘反哺’外围区实现平衡发展”

南方日报：相比北、上、广等历史悠久的一线城市，深圳在城市治理方面拥有哪些优势或区别？深圳应如何利用这些优势？

孙不熟：历史积淀固然是一个城市的骄傲，但历史的荣光也同时意味着历史的包袱。相比其他城市，深圳没有包袱，没有那么强的地方利益格局，所以改革创新的阻力是最小的，它也没有什么“排外”的说法，整个城市可以集中最大的经历去发展经济。

我认为深圳的第二个优势是独特的人口结构，整个城市的福利成本非常低，财政资金可以最大化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相比而言，很多老牌城市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城市维系成本较高，政府要投入大量资金到社会福利、社会管理、基础设施维护升级等方面。同等财力的条件下，深圳可以比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财政收入，所以你看到深圳对高端人才、创新型企业、大学的扶持力度是很大的，这是一般城市做不到的，这其实也是深圳的人口红利。

南方日报：面对原特区内、外区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深圳市应如何更好地实现“宜居城市”这一目标？外市是否有可借鉴的经验？

孙不熟：中心城区和外围发展的不均衡，不是深圳特有的现象，国内城市中，也许上海相对较好，城里城外的差别没那么大。但国外城市，例如东京、纽约、伦敦等，中心区和外围区的差距就没那么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在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外围区的功能是向中心区“输血”。在第一个阶段，很多城市将制造业放在外围区，但把税收却主要用在中心区，外围区的配套设施是不管的；在城市发展第二个阶段，中心城区开始“反哺”外围城区，将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疏散到外围。为此，公共资源和财政也需要向外围区域投入，提升外围区的基础设施与科教文卫水平。

而在美国、日本的许多城市，则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他们的中心区开始破败，新兴的郊区反而成为中产阶级人群的栖息地，于是他们提出了“振兴中心区、重归老城区”的计划。不过，中国的城市多处在第二个阶段，中心区应着力于“反哺”外围区，实现城市空间的平衡发展——注意，我的用词是“平衡”，不是“均衡”，绝对的“均衡”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公平的，只能做到“平衡”，至少城内城外的级差效应不要那么大，弄得什么都往中心区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