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半城镇化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有人就担心当前的户籍改革推动农民进程会加剧城市公共资源紧张，我们社会服务分摊的人更多了，我们公共服务会不会越来越紧张，对这样的顾虑和担心您如何看待?

嘉宾辜胜阻：这个担心完全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间，外来人口分布是不均衡的。去年春节我曾经考察了北京一个乡，这个乡有18万外来人口，本地人口只有两万，即有户籍的人口是两万，所以我就非常关注这个乡如何来推进你刚才讲到的公共服务提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乡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转移支付、我们的财政投入，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计算，还是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在这之前我曾经去东莞，东莞现在800万的城市人口80%是外来人口，所以东莞最大的问题是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要建很多学校，要提供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但是东莞政府非常难，因为他80%的人是外来人口，不是户籍人口，而我们财政是按户籍人口进行转移支付，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转移支付必须和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挂钩。转移支付要适应人口城镇化、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要，这样才能解决城镇化过程中间你刚才讲到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与常住人口挂钩的转移支付制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平衡和化解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财政压力，最近我看教育部，已经讲了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在城市可以享受和市民一样的义务教育，这个就太好了。我觉得市民化进程中间，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子女教育，我刚才讲到东莞，要靠东莞市政府来做基本公共服务，它的财力确实有限，那么广东省政府和我们中央财政都要按照常住人口来分配义务教育资源，这样才能解决你刚才所说的普遍担忧的问题。

主持人：不比较不知道，这几个数据一摆，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差距非常悬殊，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嘉宾辜胜阻：不均衡，有些地方外来人口特别多，特别多的情况下要地方政府来做公共服务压力特别大，这就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四川的农民工在东莞打东莞接受义务教育，这个转移支付是转移到四川去还是转移到广东去？如果他在四川接受义务教育，你中央的转移支付就应该给四川，如果他在东莞接受义务教育，中央的转移支付就应该转移给广东。

主持人：还是分门别类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分配。

嘉宾辜胜阻：还有高考问题，特别是高考招生指标也不能按照户籍人口分配，像深圳非常特别，超过一千万人都是外来人口，在这种情况下，高考指标的分配就应该按常住人口分配。

主持人：这样就造成我们这个顶层设计就不能一刀切了，要根据流入地、流出地人口的变化进行针对性的政策的实施。

嘉宾辜胜阻：对，所以下一步要建立全国联网的学籍管理制度，这个小孩在四川转移支付就到四川，如果他随父母到了其他省份，那转移支付就跟着他的学籍走，这样就比较合理。

主持人：全国联网先掌握他基础性的资料。有些人又说了，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发展已经接近饱和了，我们现在都知道北京、上海限购，限房、限行，以这样的限制措施来控制城市发展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大城市的各种限制和我们城镇化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嘉宾辜胜阻：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必须强化对于人口的管理，因为北京最大的资源问题是水资源的问题，现在人均只有100方水，这样一种水资源的状况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的地下水超采，对城市的安全已经造成很大的隐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北京人口再不断膨胀的话，问题是很大的。我们知道现在北京在城镇化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建设宜居城市，宜居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治理大气污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北京要向外疏解非首都功能，所以北京的问题是城市规划出了问题，或者讲城镇化规划出了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是贪大求全。北京不仅是首都，不仅是行政中心、政治中心，还想成为医疗中心、教育中心、经济中心，这就导致大量的优质的医疗资源集聚在这儿，每年到北京看病就医的人口就达5000万人次，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在这儿，大量的央企集聚在这儿，这样必然导致人多车多。所以北京现在面临头号的“大城市病”是空气污染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跟它的人口膨胀紧密联系在一起，你刚才讲到的控制、限制，这是治标的办法，更重要的治本办法就是把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就是重新定位北京的首都功能，然后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疏解北京的产业，在疏解产业的基础上疏解人口。

当然北京大城市病不光是北京自身的问题，还有外围的问题，为什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河北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北京的大气污染的来源中外来的污染大概占到30%左右，严重的时候甚至达到50%，河北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剧了京津冀严重污染的局面。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京津冀就占到7个，有时候甚至是8个，河北钢铁产业独大，产能接近2亿吨，还有燃煤，每年大概是3亿吨燃煤，这样一种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导致京津冀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所以治理大城市病，治理大气污染，北京不能独善其身，必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北京在城镇化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是要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疏解非首都功能，“要瘦身、要减肥”，然后在这个条件下建设宜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