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发掘“广州价值” 转向扇形发展

广州日报、广州参考对话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赋予广州中国顶级城市的战略定位：“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格局已定，未来当思，广州发展需更强大引领气魄、更深远建设眼光。广州日报记者日前在北京专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

杨保军建言，目前广州要将大力向外的发展战略，转为内外并重的“扇形”战略，不但要继续把握海外市场机遇，更要深耕利用庞大内需市场；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深度优化行政服务环境为契机，细耕千年古城独特文化底蕴为基础，真正保护和利用好珍贵的文化遗产、自然资源为实践，又何愁创新、创意的产业发展沃土不生？凡此种种，都是广州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范围越大，广州越能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的合作与竞争

广州日报：“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这一定位对广州意义深远，您如何看国家在战略层面的这个设计？

杨保军：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庞大，所以不可能是单一中心城市的发展格局，一定需要若干个中心城市来分别带动不同区域的发展，才能共同推动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从国家层面考虑，多中心格局更有效率，也能充分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关系，防止过大差距。

对国家中心城市的选择，中央当然有很高要求，这些城市必须有特点、有能力、有发展前景，因为他们需要肩负国家层面的中心城市的发展责任，毫无疑问，广州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

广州日报：从您的视角，如何看待广州担当这一角色的优势？

杨保军：首先，广州对华南地区，乃至对我国中南部地区都具有巨大影响力。这不仅仅体现在广州对人才、资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吸附以及带动辐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些要素真正发挥好作用，广州还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服务设施支撑。

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文化流等城市流的角度考虑，广州显然在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地区影响力巨大；密集的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路网设施，也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庞大的交通枢纽。国家希望广州肩负起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实际上是希望广州能更好、更有效的组织好整个华南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动，这是国家赋予广州的责任。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广州的门户枢纽地位？

杨保军：这就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作为一个经济体进行对外交流时，国内城市中，只有广州成为一个独特存在。一般城市，随着空间距离增加，其影响辐射能力逐步衰减，广州则恰恰相反，比如，从小珠三角范围看，广州的影响力尚无法和香港比肩，但放眼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甚至全国，广州的重要性远超香港，比如，作为南方的交通枢纽，如果香港交通出现问题，对国内影响有限，一旦广州的交通出现问题，恐怕全国接近三分之一的交通就会瘫痪。

再看整个东南亚地区，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集大成者，在联系东南亚地区时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同作用，这种作用远超香港。总体来说，范围越大，广州越能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的合作与竞争，也因上述特性，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时，广州的作用无可替代，这也是国家定位广州为“国家中心城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广州应该充分认识到国家的这种战略意图和要求。

城市间不是一次性博弈，最重要的还是协同发展

广州日报：那您认为，广州应该如何担当好这个角色？

杨保军：我想应注意几点：其一，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特别在新时期，要重新挖掘和认知广州的价值，这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比如，过去广州的GDP总量很大，今天看来，这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的要求，那时的发展很少考虑机会成本；但现在，我们已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发展规则转换，完全靠要素投入驱动和完全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其二，在新形势下，广州需要好好审视自己，不能路径依赖。人往往会有路径依赖的惯性思维，而我们需要在外部形势和内部发展逻辑都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强调创新驱动发展。

第三，发展优势和劣势并存的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最大优势在于人才聚集，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强大资源和储备；但同时，长期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也存在行政体制僵化的弊端。这会导致新型企业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才转战体制机制更灵活高效的城市。广州如果不在改变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大功夫，未来可能会面临劣势，因为对人才的争夺将是下一步资源争夺的一个重点。

当然，广州有很多优势需要我们继续发挥好，比如，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土地资源丰富，住房资源供应多样性强，包容性强，这恰恰都是孕育创新的土壤，因为多样性、丰富性和很明显的地方特色，能产生独特的城市魅力。

广州日报：有一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广州和广东的其他城市之间，也存在于国内其他城市群，比如，京津冀和长三角，那就是，在一个区域内同时存在几个发展势头强劲的城市之时，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些城市之间的关系？

杨保军：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对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城市来说，即使他们的发展势头都很好，也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不会是完全竞争关系。因此，最重要的是强调这些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意识到，虽然对手以竞争关系出现，但城市间最重要的还是协同发展。

道理很简单：数个城市位于同一区域，各自优劣势客观存在，竞争关系的规则是正向的，不可能是一次性博弈，因为后者通常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我们就需要用重复博弈，也就是良性竞争的思维来思考这些城市间的竞合关系，要在不断合作的情况下，诚信为先，按规则出牌。

既然是这样，区域协同就更重要，因为在任何一个区域内，都没有哪个城市能够完全独自发展，没有合作精神必然将被淘汰出局，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所以，城市之间既要有合作意识，还要有合作的制度设计，扬长避短，携手共进，必然能开拓出属于大家共同的新的发展前景，这也是国家最愿意看到的发展局面。

“东岸模式”对广州是一种更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

广州日报：对于广州未来发展，您能否提一些方向性建议？

杨保军：未来，我们将进入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所有各级领导务必要看明白这一点。靠投资驱动已经没戏了，因为投资过剩；靠出口驱动到头了，出口一直在萎缩。对广州来说，创新驱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恰恰可以发挥广州包容性强的优势，有些地方对人很苛刻，凡是不循规蹈矩的都被视为异类，但没有包容性就无法创新，而包容性强是广州的一大天然优势。

举个例子给广州参考，就创新能力超强的美国来说，其创新模式分两大类：“西岸模式”和“东岸模式”。所谓西岸模式是依托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并且主要是依托理工院所实施的科技创新，其核心是科研人员掌握某种技术，通过研发和不断提升技术性能和品质，提升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获取超额利润。但非一朝一夕可以具备，需要持续投入和长期积累。

“东岸模式”，则是以发生在纽约大都市区为首的，主要以颠覆性商业模式为主的创新。纽约是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主要吸引三类人积聚。

一类人是各种各样有着稀奇古怪的想法的年轻人，他们看似不着边际的想法，往往蕴含着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他们往往没钱、没技术，只有点子。

另一类人，没有想法，但有大量资金急于寻找合适的项目，他们在找“点子”。

第三类人是商人，他们洞悉市场行情，熟知商品销路，可以对接供应和需求。纽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能让这不认识的三类人很方便的能认识和畅聊。

请注意，这些交流往往发生在陌生人而非熟人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陌生人的交流往往能思维碰撞，孕育出巨大的创新火花。如何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城市魅力，城市要营造出这样的交往空间，让各种类型的人，能方便、低成本、自由的交流、交往、交易。

在美国街头，可以看到，城市为街头摩肩接踵的人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交流空间，广场、咖啡厅、餐厅、酒吧等等。当然，除了公共空间的营造，对于我们来说，还需要培育一种陌生人之间能够随意、轻松交谈和交流的文化氛围。

我认为，目前，对广州而言，“东岸模式”是一种更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广州也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比如，广州有现成的街道，国内很多城市就没有。提升广州街道的魅力、品质和细节，使城市更加宜人，是广州可以重点考虑的。

如果广州希望更好的发展新经济，就一定要建设宜居环境，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和新的生活方式挂钩，从事新经济的人才，必然是对环境挑剔、对文化有要求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超出了生存需求阶段，进入生活需求阶段，他们更关注生活的品质。

想要更好地创新，就要做好城市建设这篇文章

广州日报：您建议广州内外并重“扇形发展”，是否意味广州未来应该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国内市场？

杨保军：对，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折，也就是由外向型战略转向内需战略的转折。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我们更多把目光投向海外，为了提高价格竞争力而生产大量低端产品，这种粗放的初级生产能力已经无法满足国内中高端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和需求错位，大量国内需求外溢海外，每年国人海外购物总量已达到约一万亿元人民币。

所以，我们要迅速转向，那种只知道借着老经验发展开发区，进行生产拉动的发展思路是巨大的错误。我们要看到中产阶级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涵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休闲等方方面面。对于地方执政者来说，切忌惯性思维，不要舍不得以前积累的那些生产建设经验，只有迅速转型，才能找到出路。

广州日报：您特别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创产业未来是具有无限发展和创意空间的领域，但像您所说，人都有思维惯性，提到城市的核心优势，大家往往更重硬件，比如，港口、铁路、航空，而忽略软件的，比如文化、历史、自然禀赋，所以，往往会把城市的文化历史价值地位后置。对广州来说，我们如何真正把文化历史名城的理念放到和未来城市发展相匹配的位置？

杨保军：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城市的本原才能真正理解城市的价值和意义。英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城市的出现定义为“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

如果没有城市的出现，不可能养活全世界这么多人口。而城市最早出现在四大文明古国，注意，城市就是文明，文明就是城市，所以我们把城市叫做“文明的结晶”。

城市的一个最主要作用就是传承文明，让后人能够读懂过去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应该深刻认识到把一个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层次价值和意义，就是要把人类文明的结晶一代代传下去，任何人没有权利毁灭和中断这样的文脉。所以，只有回到城市的本原，才能真正做好我们的工作。

城市是生活的家园，人们为了生存来到城市，为了生活的更好留在城市。赚钱满足生存需求时可以忍受环境不好、服务糟糕；但要让大家留下来，就一定要建设让老百姓宜居和喜欢的城市环境。

提到创新，城市是创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创新只会出现在城市而非农村，我们千万不要把历史文化当成包袱，想要更好地创新，就要做好城市建设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