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1月14日讯（记者杨芳）“城市化中有户籍人口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差别。比如一年城市化新增量由什么构成，结果发现53%来自于改身份。很多人被城市化了、农民工被城镇化了，但并没有得到均等公共服务，不能像城市人一样消费和积累人力资本。”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18中国制造论坛上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说道。

凤凰网财经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很多农民工被城镇化了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常住人口统计为54.8%，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是35.9%。这二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额，主要构成就是1.7亿左右的农民工。自此，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在全国推广。“我们当初设计户籍人口城镇化目标，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指标，但是希望具有指示和激励作用，”蔡昉说。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了具体目标：“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

“然而，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被城镇化’现象，比如研究一年城市化新增量的构成，结果发现53%来自于改身份。职业没变、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变、也没换地方、收入也没提高，但是却从农业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

蔡昉解释道，比如一个地方原来叫村委会，现在市里要求改成居委会。例如市改区、乡镇改街道、村委会改居委会，这样可以让一大批人变成“城市户口”。“库茨涅兹过程的含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但这种被‘城镇化’并不真正符合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不是完全的库兹涅茨过程。”

为什么农民工真正市民化推进会这么难？蔡昉解释道，“原因在于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之间不对称。改革带来的收益是由改革红利提高未来的增长率、提高社会的安定程度，走上现代化。这是一个宏观的正外部性。但是具体到成本上是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支出的。虽然总体上收益大于成本，但得到的收益是大家共享的。”

“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因此它的激励和中央政府的激励也是不对称的。对于同一问题改革，中央看到它的红利，但是对一个局部地区来说，它看到的首先是成本。户籍制度改革归根到底是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有诸多好处。同时，不改革还会带来麻烦，比如未来70后、80后、90后这代农民基本不会干农活，如果城市不让他们待在城市，也回不去乡村，那么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蔡昉说。

蔡昉建议，“面临一个巨大的外部性，所以中央政府应该更多买单。户籍制度改革的含义就是要合理分享未来的改革红利预期，要合理分担实际改革成本。从总的红利来说，中央政府买多少单都是值得的，不要一味指望地方政府去支付。”

不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引错了方向

近年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了保持GDP和就业，地方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不断提高，2014年、2015年、2016年服务业占比分别为48.5%、50.5%、51.6%，而这一比重还在逐渐上升。

“在供给侧改革提出之前，很多认为增长减速是需求侧问题，需要通过刺激来调整结构，比如大量搞基建，在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同时，部分劳动力转移到了建筑业，还可以保持就业稳定。同时，调整二产和三产的比重，降低二产比重，提高三产比重。无论三产的产值上升还是劳动力比重上升都被看作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比如说某市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新成绩，三产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蔡昉说。

蔡昉认为，这样导致的结果可能事与愿违的。数据研究显示，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产业结构中工业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三产次之，再次是建筑业，最低的是农业。如果产业结构变动方向是“退二进三、或者回到建筑业”，最终结果则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本来依靠传统生产要素积累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所以必须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如果调整手段达到的目的是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则导致行动和目的南辕北辙。

蔡昉建议，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会用信号，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过度干预反而不利于结构调整。市场配置资源含义，第一，市场要提供信号，信号背后是盈利信号、价格信号，依据的是生产率原则。虽然按照国际经验，越发达的情况下三产比重越高，但是简单地从二产到三产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是正确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第二，如果不通过市场进行调整，可能会人为制造一种政策环境，即虽然调整方向不对头，生产率反而降低了，但是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比如第三产业生产率比第二产业低，如果人为去补贴第三产业，投资者的成本降低了，如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等生产要素成本，会走错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最后，没有市场出清，可能导致一些僵尸企业、高杠杆企业等继续存活。因为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市场约束的话，要么从市场得利润，要么从非市场得租金，寻租是企业天生的一个取利行为。

“未来生产率提高的方式，不再完全是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特别是倒退回去可能反而降低生产率。越来越应该是在一个产业内，让要素在企业间进行重新配置。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政府过多干预，若同行业某个企业生产率是另一个企业的一半，最后生产率低的会自然被淘汰。面对这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市场化，不要人为阻碍它，让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蔡昉认为，“重新组合含义是什么？从经济学上说就是创造性破坏。该死就死，能活就活。按政策的部署其实就是去杠杆、降债务和去产能，去产能就是消除没有效率低效率的生产，此外，还有处理僵尸企业。”

蔡昉提醒要警惕逆库兹涅茨过程，“目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净流入接近停滞，每年外出劳动力增长数字接近于零，如果不能善待外来人口，不能善待农民工，返乡意愿就会提高，可能从50%提高到60%、70%、80%，回去的人就会多于进城的人，意味着劳动力倒流。劳动力的倒流意味着过去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到生产率高的部门，现在变成了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向生产率低的部门和地区变化，它是一个逆库兹涅茨过程，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也不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问题，是中国实体经济、制造业发展大的方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