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经历了秦张仪、蜀汉李严、南宋彭大雅、明戴鼎4次大规模的筑城，最终形成老重庆城开埠前的城市发展主要格局。本图展现的就是清朝中期重庆城市演变后的城市格局。

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过程：一个是由城寨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秦张仪、蜀汉李严、南宋彭大雅、明戴鼎4次大规模的筑城，城市由沿江向跨江发展，初步奠定了今天重庆城市的格局。另一个是城市的近代化过程，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埠，后经抗日战争的战时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西南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重庆城由跨江向组团发展，城市空间格局最终形成。通过这两个过程，重庆的城市功能日臻强大，城市文明日益发达，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今天我们就介绍第一个城市化演变的过程。

第一次筑城仪城江州

重庆城位于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处，三面环水一如半岛，形似秋叶一片，有诗云：“叶片浮沉巴子国，双江襟带浮图关”，正说出城市的位置和形状。

重庆城始于周武王带领巴人灭纣时，封姬姓子“巴”，为巴子国。国都先定在枳，后迁移到江州（《水经注》：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做了巴国的都城。但巴国是什么时候建都江州的，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建都江州时，城是否只有栅栏围起来的寨子，还是否筑有城墙（土墙），史书也没有记载，更无考古发现，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当年江州有城。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国”的大小就是以“城”来计量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输送（例如战败国割城给战胜国）就是以“城”为单位的。巴蔓子求楚国出兵平息内乱，就曾“许以三城”。江州位于巴国腹地，又做过都城，没有“城”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那时江州即使筑有城，肯定也很小。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秦惠王遣张仪和司马错伐巴蜀，“执王以归”。张仪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此时还担任着秦国相。灭掉巴国后，他深知江州的重要性，立即下令筑城，史称“仪城江州”。于是，重庆城才真的有了可考可证之“城”。张仪筑城距今已经两千多年，其遗址已不可考。

据相关专家统计，关于江州的位置，史学界有5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一直在江北说，二是秦在半岛汉在江北说，三是秦汉半岛江北双城说，四是秦和西汉在半岛东汉在江北说，五是张仪筑城在半岛说。所以目前关于这个时期的城池说法，更多的参考了《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等时间较早的古籍来解读，许多学者认为那是的材料可行度要高，也有部分学者根据江北和渝中发掘的秦到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分布和结合相关文献做了一些推理，所以现在需要将这段筑城史说清楚，还需要大量的史料和考古来支撑说清楚。

第二次筑李严大城

三国时期，蜀汉不仅面临北面的曹魏威胁，也面临东面的孙吴威胁。对曹魏，诸葛亮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孙吴，则只能讲和而取守势。孙吴要攻蜀，只有溯长江而上。地处夔门的江关当然重要，刘备伐吴失败，陆逊攻蜀势如破竹，但也只能打到瞿塘峡外，看着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而兴叹。后来，蜀汉建兴四年（226年），都护李严在江州“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今长江）通水入巴江（今嘉陵江），使城为州（洲），以求五郡置巴州……造苍龙、白虎门，别郡县，仓皆有城”。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重庆城市规模数据，按照最新的换算，可知当时城围约在6640米米，里面有郡城、县城、仓城三个小城。由于李严所筑的城为大城，则李严以前的城围应该比这个数据小。这个城的范围南线为今朝天门至南纪门，北线从现小什字沿现新华路延伸到较场口一带，即今下半城，面积约在3.5平方公里。同时，李严还打算挖断城后的佛图关，让江州形成孤岛，这可能是李严带有自己的政治私心，也是便于和诸葛亮分庭抗礼。李严的筑城计划上奏到朝廷，并得到了批准，但诸葛亮发现李严的私心后，就将其调离江州，后贬为庶人。再后来，邓芝督领江州，竟然把州治从江州城搬到铜锣峡（今唐家沱附近），可能也是为消除刘禅和朝庭大佬们的的猜疑吧？

李严筑城后的上千年时间里，江州曾更名为荆州、楚州、巴州、渝州，恭州，直到更名为重庆，这期间郡治、州治都是属于下等郡、州和下等县，直到南宋，重庆的地位才开始上升，期间都没有筑城的记载。虽然如此，重庆毕竟是“城”，毕竟是郡治、州治的所在地，历朝历代可能对前朝留下来的城墙城楼都进行过补修，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是“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不可能看到前朝的城墙城楼损坏崩塌而不闻不问，而袖手旁观。这样的修补工程各个城市都有，因而史书上就不必记载或没有记载，我们也就不知道了。

第三次彭大雅抢筑重庆城

宋代随着巴郡（渝州）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且区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州府城工商业的日益繁荣，渝州（重庆府）从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城，向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中心的城市发展，原已丧失的政治、军事功能逐渐回归。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夔州路提点刑狱司由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移驻渝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升恭州为重庆府；嘉熙三年（1239年），在重庆府置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司；淳祐二年（1242年），移四川安抚制置使司于重庆府，次年又命四川制置使余玠兼四川总领财赋、夔州路转运使，将四川的政治、军事、财政、司法等主要机构都集中到重庆，重庆凭借其经济实力再次成为四川的大都会和川东地区的军政经济中心。

交通地位的提升，宋代川峡四路的对外交通仍以水路为主。长江、岷江水系，嘉陵江、涪江、渠江水系仍是当时四川水路的交通动脉，商品的流通也是通过水路，重庆府正处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进而促使了其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政治地位的提升。

南宋端平二年（1235），元军大举侵宋，攻破成都，宋军只得退守川东川南。川东若失，元军就可以顺长江而下，灭掉南宋。在此险恶的形势下，南宋嘉熙二年（1238），彭大雅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嘉熙三年（1239年）夏，蒙古军大举进攻东川地区，彭大雅在应付蒙古按竺迩部的进攻之后，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披荆棘，冒矢石”，抢筑重庆城防。彭大雅亲自“披荆棘，冒矢石”抢筑重庆城，在部属反对，朝廷猜疑，政敌攻击的情况下，终于在嘉熙四年（1240年）完成了这一工程。重庆城修建完毕，彭大雅令人在四门立石，上刻：“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这是重庆历史上的第三次筑城，就是为了防务上的需要，修筑城墙，其西线由李严旧城的半岛山脊线的大梁子移至今临江门、通远门一线，山脊线以北的大片缓平地带和原城西的制高点（今自来水厂水池区）已筑入城内，其城范围已较李严旧城扩大近2倍，城围大约在70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4平方公里，初步奠定了明清重庆城的大致范围。有人说宋代渝州城可能仍是夯土城，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石城，故才记载戴鼎“因旧址筑石城”。

第四次戴鼎筑城十七门

南宋灭亡后，整个元代都没有重筑过重庆城，甚至对彭大雅所筑的重庆城也可能没有进行过修补。不过，元代很短命。从南宋景炎三年（1278）守城宋军都统赵安背着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张珏开城投降，到元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攻下重庆，元蒙占据重庆不足80年。经过宋末战乱，重庆及其附近人口稀少，没有修整重庆城，似乎也正常。

明玉珍攻下重庆不久，被部下拥立为帝，建立大夏国。明玉珍在位不过几年，当时战乱频仍，大夏国财政困难，他又十分体恤民情，也就不可能对重庆城进行整修。明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打下重庆，继续西征，留下了戴鼎。可能是汤和有过嘱咐，作为重庆卫指挥使的戴鼎立即大兴土木，垒石筑城。这是重庆历史上有记载的第四大规模筑城。戴鼎所筑之城，其规模和范围与彭大雅所筑之城基本一致，相差不大，很可能就是修复、加固和完善，当然也修建了不少新的设施，特别是改建和新建了十几座城门。在《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中记载道，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癸卯：“改重庆守御千户所为重庆卫。初，巴县王立保作乱，称应天大将军，烧佛图关，犯通远、南纪二门，千户左辅击走之。至是，立卫治，命指挥戴鼎守之。”按此记载，在平定王立保之乱后，戴鼎才出任改设的重庆卫指挥，而在其筑城前就已经有了通远门、南纪门的名字，这说明彭大雅至戴鼎之间，重庆城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说明了戴鼎“因旧址砌石城”是在余玠加固补筑重庆城的基础上修建的。设置了17座城门，九开八闭。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城墙的长度为7722米。这就是重庆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规模筑城。

戴鼎所筑重庆城后，经历了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火。杨应龙叛乱，奢崇明叛乱，张献忠入川，李自成余部与清军在重庆城及附近的拉锯战等，几十年的战乱，使重庆城人口骤降。既没有新筑，也不可能大规模修补重庆城，这期间，因战争，戴鼎所筑的重庆城肯定受到了一些毁损。清康熙元年（1662），重庆被清军占领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下令补筑城墙，修补长度达6公里。也就是说，李国英修补的城墙，占到了戴鼎所筑城墙的77%以上。李国英不仅仅是修补，而是加固，有的地方的增修了半人高的护墙，有的地方增修了城墙上的垛口，有的地方甚至还抬高了城墙。哪来的人来修筑这些城墙，重庆城本身的人口因为战争就减少了不少，修筑城墙估计还是动用了大量的军人来修筑，就如一九四九年后修筑成渝铁路一样动用了3万多军队来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