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城市规划”的常设专栏“城市观察”，现面向全社会征稿。我们邀请各位规划师，从专业的角度观察我们生活、工作的城市，用文字、影像或视频，关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记录下城市的发展与变迁，用心绘出城市的力量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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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建设能否做好，首先要放下对“归园田居”的想象

组图1：农村厕改的尴尬：不能用、不好用（来源：左图来自新华社 商海春作，右图为中国城建院河南分院团队马坤拍摄）

组图2：乡村绿化改造工程一年后，破坏程度超乎想象（来源：中国城建院河南分院团队马坤拍摄）

乡建能否做好，首先一点要放下对“归园田居”的想象。过年回乡的时候路过一个乡村，该村是2019年乡村改造的重点对象，改造的内容不大，村庄沿着乡道线状布置，改造内容一层皮，沿着乡道两边的墙体美化，墙体画上了荷塘、民风民约的水粉画，边边角角的空间都做成了小游园，架上篱笆、砌砖添土，种草种树种花，改造工程完成后的确焕然一新。一年光景，改造成果“破坏”程度超乎想象，花池的砖已经凹陷下去，下水道部分地段出现了堵塞，以前种花铺草的地方被脚印踩得结结实实的，去年种的花草这个春天还能长出来吗？

2021年4月8日，央视暴农村改造厕所一踩就轻轻碎了。这不是个例。在做乡村调研的时候，很多乡村地区的厕所要么上了锁，非视察时段不开放。要么污秽难以下脚、无人打扫，不好用、不能用、一些厕所长期闲置。很多地区的乡村公共厕所要么成为一个面子工程，厕所革命之下，厕所成了构筑物。

如果把乡建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豆腐渣工程，或者吐槽“公私分明”下的各扫门前雪、地方政府要业绩没担当、或规划改造不符合乡村实际……都过于简单粗暴。所有在城市很美很好的东西搬到乡村，都可能面临寿命短暂化和成为面子工程。所有的惠民政策在落地和实施过程中都可能面临变形和大打折扣。

我们构想的公序良俗和乡贤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它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催化下趋于消解。乡村社会结构不完整，乡村组织能力差，能代表个人利益的人消失了，能够代表集体利益的人不知所踪。乡贤参与了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他们早已经不住下乡村，再也没有谁会驱马前来访探，商议乡村里的大事。

那么在乡贤消失的乡村社会里，谁还能承当领袖重构乡村社会自治的新秩序呢？谁能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为这里的“人”发声呢？在诸多乡建垃圾工程中，村民们起到监督的作用了吗？他们有监督权吗？乡建很多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心知肚明。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中发问：

“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

二、灯火可亲，但没有一个人愿意久久居于乡下

组图3：农村画像（来源网络）

每一个有出路的农村人都不愿意待在乡下。那些候鸟式的农民工有着城乡话语体系的一体两面。在城里他们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科技含量低，生存环境差，城市里的公园、广场、书店、商场、游乐园……大多和他们没有关系。回到乡下，他们就成了鲜衣怒马，成了老家人眼里就是那个在外闯荡江湖的人。

其实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中，有一点需要清醒认知的是：乡村的贫乏并不是因为其本身就应该这样的，这是在剪刀差长久作用下那个被压在最底层的弹簧。如果不进行改革，如果改革不涉及城乡发展制度，不涉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只是个例，而中国的乡村工作针对的是中国国土上的实实在在260多万个村庄。

城镇化带来的迁徙，也催生了一种很复杂的乡村关系，甚至是乡村价值观。但凡一个有点体力的中年人，如果常年待在家里，就会变成那个没有出路的人，这种认知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久久居于乡下，没有一个人能久居乡下，除非你是老人、孩子、妇女，或者其他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人。

中国农村劳动的分散流动和人口再生产的城乡分割，使得农村家庭不断“离散化”，给农村家庭在生产、抚育、赡养、安全和情感等带来多重障碍，造成家庭成员之间角色紧张、冲突。在面临“走出去”的问题之后，如何在城市“落得下”是每个农村家庭的面临的第二个问题。这就像一层层滤网，第一层滤网排除了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人，而第二层将大部分农民劳动力拒之门外，他们候鸟式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每一个农村家庭正常运行是建立在长久的分离状态。要么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在家照看老人孩子。要么夫妻常年外出打工，孩子留在村里由老人照看。在独生子女一孩化的时代，城市形成了一种奢侈的养育儿童的模式，而几乎每个农村儿童都很难在相对完整的家庭长大，承受一定程度的“留守”是每一个农村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工业化，再到今天的现代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许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变成市民，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所有乡村叙述的基本向往，进城和离乡则是集体与个人的共同诉求，而城镇化过程本身就是这些逻辑和诉求的最大实现。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三、那些乡村墙体广告没有讲出的故事

组图4：农村墙体广告（来源：作者拍摄）

在诸多谈论的乡村振兴中，我们谈及产业、谈及风貌、谈及公共服务设施……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

如果留意乡村，它居住着一些特殊的人群。你很难发现他们，但你却能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从那些墙体、电线杆上印贴的各种疑难杂症的广告，那些广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乡村公共健康的视角。

我所有关于疑难杂症的认知体系是从那些乡村疑难杂症的广告里得出的。以及听到过乡村流传的关于各种疑难杂症的偏方。不言而喻，这引发的是我国城乡医疗体系的思考。

在每年短暂回乡时间，我没能接触和走进这个群体。可是乡道两边破落房屋的、醒目的病症广告，就像一双眼睛，它至少传达了这里有这样的群体。在时代前进的背景里，他们是沉默的、看不见的。但这些沉默的背后是每一个农村家庭的负担，在这样的负担下，每一个这样农村家庭里的成员在个人发展中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进退和取舍的故事。

四、后记

我所出生的乡村，是中国村庄中浩如烟海的一粒。它既不像小岗村一样开农村改革之先河，又不像丽江古城一样美得令人流连忘返，也不像韶山小村一样孕育了一代伟人。既远离对外开放前沿又不靠近城市，既没有名山大川等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又没有巨贾名流提振兴盛。乏善可陈，但却是中国农村最普通的现实。

每年过年总会回老家待几天，感觉就像跳出去观望自己。常年在外，老家里的那些事总觉得很远，下一场雨、刮一阵风、庄稼有没有倒伏、小麦有没有丰收、辣椒红了、羊出生了、又有老人去世了……这些信息就像收到一封封远方的信，收到后还没来得及回复，就被当前的事耽搁在桌面，落满灰尘，没有遗忘，但被搁浅了。

而一旦回去，就全是这些事，春联、福字、窗花、地上的白雪、鲜红的鞭炮皮，夜晚展望的烟花。普世的家庭情绪与亲情关系在模糊的乡村进化的背景下开始鲜活，就像电影《吉祥如意》展现的那样，养老、离异、留守、养育、病痛被摆到眼前，其乐融融下的对峙与沉默，由喜而泣，在失去和缅怀中追究、痛苦、纠结、分离……争吵是真的，爱是真的，冷漠也是真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刮风下雨变得实际。

图：电影《吉祥如意》（来自：《吉祥如意》宣传照）

许丽君

沈阳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生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河南省“乡村规划 千村试点” 工作规划设计师